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扩张导致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我国以投资和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系。包容性增长逐渐成为未来我国发展的新理念,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增长成果被居民公平、合理地享有。因此,通过研究居民消费不足困境的形成机制,以扩大居民消费,促进居民消费与GDP的良性互动、协同增长,既是居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最好方式,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现实要求。本文将整合现有文献从政府支出功能和支出结构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居民消费”为逻辑主线,剖析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困境的形成机理。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归纳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困境的特征。分析发现:我国的居民消费率随着经济增长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支出结构与居民的需求结构匹配程度不高;收入增速滞后于GDP和储蓄的增速。收入增长和储蓄下降是遏制居民消费下降的两大机制,但我国的发展现状导致这两大突破机制失灵。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幅滞后于GDP的增幅。财政分权导致政府没有提高居民消费的激励,消费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过度增长。其次、在Barro(1990)的基础上引入生产性支出份额s,分析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比较追求不同目标的政府支出的差异,剖析我国“高增长、低消费”的成因。研究发现:(1)政府支出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居民消费。收入效应指s增加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替代效应是指s增加G’减少,家庭要通过减少私人产品的消费为消费性公共产品融资。(2)生产性支出具有单调递增的增长效应,对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具有不确定性。生产性支出不同的经济效应,使得追求目标不同的政府的支出结构各异。追求增长率最大化的政府会最大化生产性支出,而追求代表性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会权衡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确定最优的支出结构。(3)中国式分权给各级政府设置了“以GDP增长为中心”的目标,在这种激励下,地方政府通过生产性支出吸引流动要素特别是FDI,扩大出口扩张促进经济增长。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滞后于GDP增速。由于生产性支出带来的收入增幅小于家庭应对消费性公共产品冲击所需的收入水平,导致“高增长,低消费”共存。第三、以1995—2009年中国28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方法对生产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政府支出结构偏离程度与财政分权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生产性支出所占份额与财政分权正相关。财政分权度每增加1个单位,生产性支出所占份额分别将增加0.099、0.099和0.137个单位。政府竞争与生产性支出份额的直接效应符号为正,但不显著。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显著为负。在考虑交互效应的条件下,政府竞争强度和财政分权对生产性支出份额的边际效应都大于0。(2)消费性支出份额与财政分权负相关。财政分权度每提高一个单位,消费性支出所占的份额会分别下降0.043、0.039、0.019个单位。消费性支出份额的符号具有不确定性,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没有通过交互效应影响消费性支出份额。(3)财政分权导致政府支出结构偏离了合意水平,政府支出结构产生扭曲。财政分权度每提高一个单位,政府支出结构多偏离0.155、0.153和0.204个单位。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显著为负,在考虑交互效应的条件下,政府竞争和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偏离的边际效应大于0。第四、将Mincer方程与劳动边际产品收益相结合,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工资的关系,以我国1998—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政府支出与居民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工资正相关。在考虑交互项的模型中,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个单位,中部、西部、东部以及全国的居民工资分别增加6.418%、2.12%、1.963%和1.252%。(2)私人资本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在没有考虑交互项的模型中,私人资本投资增加1个单位,中部、西部、东部以及全国的居民工资分别增加0.769%、0.542%、0.495%和0.638%。(3)公共资本与产品边际收益交互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边际收益越高,公共资本对居民工资的贡献越小。全国和西部样本的公共资本投资对居民工资具有促进作用。(4)产品的边际收益与居民工资水平正相关。在没有引入交互项的条件下,产品边际收益的符号显著为正,而在引入交互项的条件下,公共资本投资与产品边际收益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在考虑交互效应的条件下产品边际收益与居民工资水平正相关。第五、以1995-2009年28个省市为样本,在引入财政分权的条件下,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政府支出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居民消费,居民消费水平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FDI的挤出效应和锁定效应导致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一个单位,居民消费分别减少0.3%、0.29%、0.284%以及0.272%。财政分权的激励效应导致政府形成了“重生产性支出,轻消费性支出”的偏好,而且在生产性支出中,政府更注重经济增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要素回报率的增长。(2)当s处于较低水平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居民消费是s的增函数;当s达到最优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居民消费是s的减函数。实证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现互补关系,政府支出规模增加一个单位,居民消费增加1.147%。政府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显著的倒“U”型关系。政府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的边际贡献并不是单调递增,在政府支出规模未达到最优规模之前,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达到最优规模之后,两者呈替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