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老挝和缅甸三国交界地区哈尼/阿卡人为对象,以橡胶种植为切入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聚焦哈尼/阿卡人的日常生活,分析哈尼/阿卡人如何在国家的引导和帮助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如何主动利用各自国家提供的政策和自身的特点来应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而理解边境、民族与国家及其关系。中国、老挝和缅甸三国交界地区的哈尼／阿卡人村寨的橡胶种植业是在国家力量、市场经济和民族认同三者的合力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橡胶树跨国界移动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政府将橡胶作为战略物资引入,并通过建立国营橡胶农场扩大发展,也有“屯垦戍边”的意义；第二阶段是中国政府鼓励和引导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种植橡胶发展民营经济：第三阶段是中国、老挝和缅甸等国家合作开展的“替代种植”项目将橡胶从中国西南地区推广到老挝北部和缅甸东北部地区。中国推动的边民橡胶种植及跨境橡胶种植的首要目的是兴边富民,其次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建构良好的国际关系,维护利益边疆的利益和国家边疆安全。老挝和缅甸接受橡胶种植则主要是为了达到禁毒、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的目的。橡胶树的跨国界移动过程也伴随着橡胶种植者的流动,从而使橡胶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一种现象。橡胶种植业的发展所产生的较大的经济效益,不仅留住了当地村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从而使该地区的农村避免了“空洞化”。老挝的山地民族在“替代种植”项目的引导下移居坝区种植橡胶。缅甸掸邦第四特区还凭借其丰富的土地资源吸引了一些中国移民迁入其境内种植橡胶。这些中国橡胶移民的“国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选择与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事实上的“双重国籍”的问题都与缅甸的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博弈有关。此外,这些橡胶种植者在各自国家边境地区的聚集,为该地区的橡胶种植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不仅起到了“移民实边”的作用,而且还使边疆地区成为了繁荣发展的区域。中国橡胶移民对于缅甸第四特区的意义还在于他们成了“阿卡人”后为特区政府申请“勐拉阿卡人自治区”增加了筹码。对于中国而言,橡胶移民移居缅甸第四特区给边境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又因这些移民在第四特区的橡胶开发使这一地区与中国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加强,从而使中国的利益边疆、文化边疆等得到拓展和加强。国家引导发展的橡胶种植业逐渐终结了该地区的哈尼/阿卡人社会传统的轮歇作业方式。国家政策的引导,加上作为固定资产的橡胶树附着的土地——橡胶地——的产权的明晰化和固定化,导致哈尼/阿卡人村寨土地村社公有制度瓦解。橡胶生产逐渐成为哈尼/阿卡人的主要生产活动和主要的经济来源,在经济收益远胜于从前的同时,橡胶生产结构的单一化使得高度依赖橡胶市场的村民们面临着更高的风险。橡胶种植所产生的森林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减少、土壤肥力下降等也是这一地区面临的新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持,而且也可能因这些问题的跨国界性的特点而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在处理橡胶种植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未能完全奏效,哈尼／阿卡人在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积淀下来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关系的地方性知识在面对这一新问题时也基本处于无效的境况。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也需要哈尼／阿卡人这些橡胶种植者在橡胶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探索,但由国家引入的橡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新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国家力量的参与以及国家间的合作。国家力量的渗入以及更为关键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哈尼/阿卡人传统社会的裂变。国家权力通过建立基层组织等方式渗透到村寨以及国家引导的新的生产方式替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削弱了哈尼/阿卡人传统社会组织维系的基础,传统村寨组织逐渐式微。国家建立的村寨基层政治组织对村寨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国家的影响在通过经济方式来实现的时候才具有了根本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哈尼／阿卡人不断拓展社会交往范围并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和机会。经济利益促使不同国家的哈尼/阿卡人之间的交往比以往更频繁、更紧密,他们寻求建立新的跨国界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联系的紧密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哈尼／阿卡人在文化层面上的民族认同,同时,经济利益和产权明晰又使得横亘在相互之间的国界线更加凸显进而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橡胶种植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导致传统文化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部分传统文化事项消失。同时,受国家倡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展示的新路径的影响,哈尼／阿卡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因橡胶移民而导致的该地区民族分布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使各种新的矛盾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部分传统文化习俗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是这一地区面临的重要的问题。哈尼／阿卡人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民族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进国家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不同国家的哈尼／阿卡人根据各自国家提供的政策路径和自身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也是他们融入国家的地方性实践。多元化经济发展路径的寻找、进行村寨社会整合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为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进行的文化调适等是三个国家中的哈尼/阿卡人正在实践的不同方式。从总体上看,三个国家的哈尼/阿卡人的最终目的是融入各自的国家,提高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寻求民族群体发展的更大的平台和更好的机会。橡胶种植导致了居住于三国边境地区的哈尼/阿卡人原本相对封闭的社会交往关系发生改变。在此过程中,共同的文化成为突破血缘纽带关系及村落社会结构限制的新的橡胶经济合作的基础。而国家作为秩序维护及村民利益保障者的作用也日趋明显。这两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哈尼/阿卡人对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和理解的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看,哈尼/阿卡人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理解是分层次的：一是不同国家的哈尼/阿卡人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合成为一个“哈尼/阿卡人”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二是不同国家的哈尼/阿卡人的文化也是各自国家多元文化的一元,哈尼/阿卡人是各自国家众多民族中的一员,即中国的哈尼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老挝阿卡人是老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缅甸阿卡人是缅甸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从国家共同体的角度看,正是在具体的橡胶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即国家在哈尼/阿卡人发展橡胶经济的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提供政策、引导和帮助中,国家不再是抽象的和难以理解的,从而使哈尼/阿卡人对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也得以拓展。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正是因为参与跨境合作种植橡胶、边境贸易等活动,哈尼/阿卡人对邻国的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和理解也逐步清晰。无疑,大部分少数民族聚集的且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边境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成为了事实上的边缘或边疆。但这只应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边缘而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边缘。边境地区无论在物理空间意义上是否边缘,都是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与包括所谓的中心在内的其他任何地方同等重要的一部分。国家促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知更具体,理解更深入,更可能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维护边境地区稳定与民族团结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整个国家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也只有在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国家内的每一个民族理应承担的为国家繁荣发展做出贡献的责任和义务才有了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