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强烈需求,以及20世纪70、80年代以“滞胀”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困境带来的国家干预宏观经济有效性的反思,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下,与财政政策实践紧密相关的政策效应评价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发挥作用的传导机制,始终作为宏观财政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财政乘数作为衡量财政效应的定量指标,事实上受到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不同财政支出类型以及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等诸多因素影响,进而财政政策效应机制存在差异。这也意味着应在深刻理解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不同财政支出类型以及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等异质性因素关于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影响及其理论机制的基础上,科学设计财政政策措施。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状况,发现其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状况不断地进行“相机抉择”,灵活性和针对性明显。继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建设的新时期,然而人们依然受原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背景下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投资热情高涨。同时,受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1992年-1994年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13.77%,通货膨胀指数从1992年的5.36%一路飙升至1994年的26.9%,经济发展明显过热。为了防止经济由于过热而造成失控,我国采取了适当压缩财政支出规模、发行国债引导资金流向以及强化消费税和增值税调节作用等一系列紧缩的财政政策措施,成功实现我国经济运行“软着陆”。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为克服国内需求不足并防止通货膨胀再起,分别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发行长期国债提高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在1999年实现经济平稳回落。进入新世纪后,为了防止经济在回升中的偏热趋向,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和财政预算赤字并提高税收收入,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投资消费关系协调、通货膨胀稳定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合理调整。自2005年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随着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经济运行偏快,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增加政府收入。在2008年底,受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自1992年以来国内经济持续性快速增长后的周期调整,我国经济呈“断崖式”下跌。为了发挥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在财政政策中:发行国债和扩大赤字规模、向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进行重点投资、适当减轻税负以刺激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效果明显,经济增长率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 2.2%。然而,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增速和物价持续回落,经济进入“新常态”,稳增长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出乎所有人意料,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都不容忽视,疫情冲击导致经济严重衰退,我国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建议。纵观我国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实践过程,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口径切换特别频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财政政策基调依次经历了“宽松”-“适度从紧”-“积极”-“稳健”-“积极”的转换。第二,财政政策的每次调控均力度狠、幅度大。以2008年为了扭转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导致我国经济不断下滑的态势,实施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尤为典型。第三,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急剧的政府支出扩张后出现的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如何经由科学评估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进而科学设计财政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基于我国典型特征事实,刻画不同经济周期、不同政府支出类型以及不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类型等因素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可能影响,研究了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并提出重视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注重政策规则调控与相机抉择调控方式结合运用、促进财政良性发展和重视消费性政府支出作用、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等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构和内容有如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介绍。理论方面,梳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各个经济学流派的财政政策主张,校准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职能和目标。在古典主义时期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财政政策需满足收支平衡;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凯恩斯提出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后财政政策才被受到重视;然而20世纪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诸多学派对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以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为代表,统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同一时期,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新凯恩斯学派兴起,其基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结合微观经济学理论,再次证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本文观点,关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可能恰恰证明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的特征。实践方面,我国财政政策口径随着经济情势呈现出“宽松-适度从紧-积极-稳健-积极”的口径变化,财政支出、税收和政府债务等财政政策工具也被频繁使用。然而,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的有利工具究竟效果如何值得深究。本文通过对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研究,一方面能够回应西方不同学派关于财政政策政策主张及理论机制争议,另一方面对于实践当中诸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情况下,世界各国应对困境所采取的政策的实际效果以及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设计我们的财政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章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并进行文献述评。首先,详细梳理西方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包括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基本假设以及财政政策有效性传导机制,进一步明晰西方各个经济学流派争议焦点。然后,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我国具有生产性政府支出偏向和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不同的特征事实,在进行财政政策有效性探讨时,考虑了政府支出异质性特征。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基本分析后发现,财政政策确实具有非线性效应。对于非线性效应文献的综述,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侧重于不同周期状态下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分析,也即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另一方面是基于财政与货币政策体制转换视角。在了解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的重点。文章的第三、第四、第五章为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第三章基于不同经济周期视角,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进行论证。首先对STVAR模型的基本形式和估计方法进行介绍,然后对比未区分经济周期的线性模型和状态依存的STVAR模型总量财政支出和异质性财政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实际情况,说明财政政策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因经济周期不同而不同,并且生产性政府支出和消费性政府支出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样存在差异。第四章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转换视角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进行研究。首先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刻画,分别介绍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遵照规则两种调控方式,提出了进行规则调控的必要性。然后采用马尔科夫体制方法估计了我国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规则和消费性财政支出规则,并结合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政府债务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又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估计。最后,联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不同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组合进行分析。第五章在实证识别1999-2018年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组合的基础上,构建DSGE模型模拟政府支出增加所引发的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权衡与不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下的产出、通货膨胀效应规模。因此,将财政和货币当局反应模式转变以及预期因素纳入财政和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过程,不仅可以准确评价财政货币效应,而且可以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并且用测算财政乘数的定量研究方法对财政政策作用进行考量,以期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渠道有更准确的认识。第六章,为本文的结论汇总和政策建议部分。结合文章的实证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重视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注重政策规则调控与相机抉择调控方式结合运用、促进财政良性发展和重视消费性政府支出作用以及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等促进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发挥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第一,重新考虑不同经济周期状态、不同政府支出类型、不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下财政政策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同时,通过测算财政政策效应非线性状态下具体的财政乘数数值,能够对如何实施财政政策才更加有效等重要问题作出定量回答,从而为财政政策设计提供参考。第二,在构建DSGE模型时,基于中国特征事实,考虑政府支出异质性特征、财政政策非对称效应以及具有体制转换特征的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将政府消费性支出纳入家庭部门,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者部门,改变政府部门通常将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定为估计系数固定不变的做法,使其在刻画财政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方面更加贴合中国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