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投标作为一种竞争性缔约方式对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起着积极的作用,其竞争性、公开公平性等特点使其已在我国得到了广泛运用,由此也导致了许多法律纠纷。由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投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未对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具体产生何种法律效力予以明确规定,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争议不断。无论从学术还是实务角度,廓清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范围都尤为重要。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司法实务及学术现状提出问题。通过梳理司法实践案例,发现实务界对中标通知书的生效时间、中标通知书生效后合同是否成立、拒签书面合同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等问题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同时,学术界对此相关问题也产生了四种不同见解。通过归纳整理学术界与实务界现有观点,提出欲理清中标通知书生效后的效力究竟为本约合同成立亦或是预约成立,中标后拒签合同一方需承担何种性质的民事责任等问题需从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性质、预约合同的基本理论和《招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书面合同”的真正意义分析。第二部分:论证了发出中标通知书是合同成立的标志。招标公告已被法律明文定性为要约邀请,投标行为亦应定性为要约,故而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性质应属承诺。鉴于招投标活动的特殊性,中标通知书这一承诺的生效时间不适用《合同法》所规定的“到达主义”,而应适用“发出主义”。根据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的合同法原理,中标通知书的发出应是合同成立的标志。第三部分:明确了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成立本约而非预约。从招投标程序产生的各类合同文件及中标通知书中的意思表示和合同条款详尽程度两角度观之,“预约承诺说”的观点与预约合同基本法理存在矛盾之处。其次,从现实意义上来看,“预约承诺说”也不利于保护守约方利益。第四部分:《招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合理解读。该规定中“书面合同”意即合同书,但不是《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合同书”及“确认书”。签订书面合同也不是为满足《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对建设工程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该条文的设立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经济环境下继承传统法律观念的产物。第二,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亦方便合同履行。第三,方便对招投标结果进行行政监管。《招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不是为合同设立成立或生效要件,亦不具备对合同形式强制的正当性,违反该规定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