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朝鲜朝后期汉文短篇小说(在韩国当今文学研究界被称为“汉文短篇”)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后结构主义及新历史主义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探讨了体现在朝鲜朝后期汉文短篇小说的近代指向性。本论文所探讨的聚焦点是近代指向性,而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化。它包括：经济领域上的工业化、商品化；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身份人格上的个性化、平等化。近代相对于传统封建社会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多元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当然,本论文所要探讨的是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较长的过渡时期出现的近代指向性,这与近代因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文学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若要了解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朝鲜朝后期汉文短篇小说中的近代指向性,就要首先深入了解朝鲜朝后期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行为习俗、价值观念等各个层面的变化。在朝鲜古代历史上,壬丙两乱(1592～1637)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随着战后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以后,朝鲜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城乡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意识的增长以及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成长,而这些经济上的变化又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芽和发展。朝鲜朝后期这种经济基础的渐变,使得朝鲜封建制度层面上出现了危机,诸如封建身份制度的动摇和瓦解、势道政治和官吏制度的混乱和腐败、西方天主教和欧美船只的进犯等,更促使朝鲜封建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本论文第一章为序论部分,主要叙述了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是收录在李羲准的《东稗洛诵》(18世纪末)、《溪西野谈》(1833)、李源命的《东野汇辑》(1869)、安锡敬的《雪桥漫录》(英祖时期)以及《雪桥别集》(英祖时期)、《青丘野谈》(1864)、《青丘野书》(1864)《记闻丛话》(纯祖初)等汉文笔记小说集中的汉文短篇小说。具体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学者李佑成、林莹泽从上述三十九种资料中,选取汉文短篇小说辑录而成的《李朝汉文短篇集》(上、中、下共三卷),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就限定于三卷《李朝汉文短篇集》。本论文的“第二章朝鲜朝后期社会语境”中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出现”、“身份等级制度中出现的新动向”、“物欲的膨胀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实学的兴起与价值观的变化”以及“近代因素的萌芽”等。这些朝鲜朝后期经济、制度、行为、观念等文化全方位的变化,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中出现诸多近代指向性因素的社会语境,也就是其社会前提和社会条件。本论文的“第三章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主题思想中的近代指向性”主要结合大量具体的朝鲜朝后期汉文短篇小说文本,剖析了体现在其中的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业意识”、“身份意识”、“伦理道德观”、“性别意识”等。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化,近代指向性就是趋向资本主义的因素。体现在朝鲜朝后期汉文短篇小说中的那些与先行时期截然不同的新的“商业意识”、“身份意识”、“伦理道德观”、“性别意识”等就是极为鲜明的趋向资本主义的近代因素。本论文的“第四章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人物形象中体现出来的近代指向性”主要论述了以往小说文学中未曾有过的“客栈老板”、“买卖中介人”、“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骗子”、“常民富翁”、“奴婢大款”、“经济活动中的女强者”,集中笔墨分析了这些新兴阶层强烈致富欲望、身份向上欲求以及要挣脱封建伦理道德藩篱、性别差别禁锢的欲求。这些新兴阶层在朝鲜朝社会生活中的大量出现以及他们的这些要求就是非常鲜明的近代指向性的因素。本论文的“第五章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形式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近代指向性”主要结合大量的具体文本论选了体裁样式、文体、情节结构等形式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近代指向性。本论文的结论即“第六章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在朝鲜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主要概括性地阐明了作为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社会转型期的汉文短篇小说在朝鲜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或称“汉文短篇”)是过渡时期的社会历史现象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而其体裁样式是以“传”与“民间故事”的基础形成,又在其形成过程中接受中国明清时期白话小说、笔记小说、小品文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大都是记录道听途说的市井故事,而在辑录过程中参杂了记录者或多或少主观的思想感情。这些汉文短篇小说作者也许是如“传奇叟”之类职业性的讲故事的人,这些人援用小说穿凿敷衍的作法,把闾巷间传承的故事诉诸于文字,而其中既有少数有名作家,而大部分则是无名作家。这些有名、无名的作家以质朴无华的朝鲜式的汉文,真实地再现了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城市的形成和农村的变化,人们心中沉睡着的商业意识和物欲的普遍膨胀,两班贵族阶层的没落和新兴富人阶层的悄然崛起,还如实地揭示了随着新兴富人阶层登上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后所导致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的动摇,以及市井里那些饮食男女的本能欲求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成了作为过渡期朝鲜朝后期社会的一面镜子。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尽管在语言文字媒体的层面上虽未摆脱朝鲜中世纪汉文文学的窠臼,但在朝鲜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尽管在其形成初期,深受中国古代小说文学的影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摆脱了中国式规范的藩篱,摸索出了独自的发展路径,而到了朝鲜朝后期在其内容和形式层面上均逐渐具备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朝鲜朝汉文小说虽然自从其发轫时期起,具有注重再现朝鲜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倾向,着重再现朝鲜的历史与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而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这种固有的现实主义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比如,“燕岩小说”和“汉文短篇小说”力求客观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在急剧变化着的历史转型期的自两班士大夫至下层贱民的活生生的面貌。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内容所独具这种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除了《春香传》等个别讲唱体小说(或译成盘索里体小说)之外,韩文小说中那种具有理想化、观念化、主观化定向的浪漫主义判然有别。这与汉文小说的与韩文小说受众大相径庭有着直接的关系。韩文小说大多以中国的社会和自然为作品的背景,以上层两班贵族阶层的人物为主人公,与此相反,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大都以朝鲜朝后期国内的社会和自然为空间背景,又以实际存在的人物和事件为描写对象,而且这些人物不仅有上层两班贵族的人物还有大量的、各色各样的中人阶层和下层平民和贱民。其原因在于,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的创作主体大多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批评精神的当时朝鲜社会的文化精英,而且这些朝鲜文化精英对当代现实矛盾的深刻如实地反映在这些作品。因此,十八·十九世纪朝鲜朝后期的汉文短篇小说在朝鲜古代小说史上具有哪种文学样式也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所具有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具有鲜明民族意识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为后来的朝鲜近代民族启蒙现实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