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的政策背景下,创新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关键一环,其需要金融资金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在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下,此时系统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立足于我国272个地级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内的创新创业水平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并且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上看,除了数字化程度外,使用深度与覆盖广度均对创新创业水平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为尽可能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采用两类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此外,为保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除了借助于对核心变量更换和连续变量缩尾处理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外,本文还考虑到创新创业活动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遂将静态面板模型更换为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做了进一步回归,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效应依然稳健,再次增强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第三,本文从银行竞争程度、城市区位以及城市级别三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其中为了更好的刻画银行竞争水平,本文测算了各个城市的赫芬达尔-赫尔曼指数（HHI）来度量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创业激励效应在银行竞争程度低、初始要素禀赋较差的中西部城市和级别较低的城市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加兼顾了公平,是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第四,由中介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而且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两条路径间接激励地区内的创新创业水平。第四,由门槛效应可知,在人才集聚效应和政府战略引领程度的单一门槛约束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创业激励效应能够持续响应,且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综上所述,如果各地市能够在后疫情时期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工具,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营造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构建互联互通的金融生态圈,就可助力区域创新创业水平实现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