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声誉斐然,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蔚然成风的翻译文学在启迪民众摆脱蒙昧之时,也为季世文坛洒下了甘霖,而对拜伦的译介正是这次文学翻译浪潮中的一个醒目个案。总体看来,清末民初文人对拜伦的译介有以下三种倾向:一,倾向于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对拜伦进行译介,凸显出拜伦性格中的革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拜伦援助希腊解放的行为。此类阐释范式由梁启超开创,以马君武、蒋光慈、洪灵菲等人为代表,影响最大,间或渗透于另外两种倾向;二,倾向于在思想启蒙旗帜下对拜伦进行译介,发现作为“个人”的拜伦的特质,包括强烈的个人意志、个人情感等,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之为参照重塑国民形象。此种倾向以鲁迅、苏曼殊为代表,分别侧重于强调作为“反抗的个人”与作为“情感的个人”的拜伦形象,并在其中融入了译者的自我观照,被译者与译者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三,倾向于从纯文学的角度对拜伦进行译介,强调拜伦诗作中的艺术特点,并将其作为一种可为本国文学发展所借鉴的资源,此类译介以王统照、吴宓、胡适为代表,可以说是“个人拜伦”形象的一种深化。此外,胡适、闻一多的“哀希腊”译本在当时众多译本中相对具有过渡性质,从中可对新诗转型历程窥知一二,包括诗歌观念、体式、语言的过渡等。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种译介范式并非各个独立,而是存在相互缠绕交错的现象。以上可知,清末民初文人对拜伦的阐释总存在着有意无意的错位现象,究其原因,是不同的文学观念导致了不同的译介目的、方式,进而导致了“理想化”的对象言说。但不能将这种错位等同于错误,毕竟它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殊存在,为百年之后文学如何借鉴异域经验提供了种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