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债权债务关系纠纷的解决中,“执行难”、“执行乱”始终是困扰司法实践部门的“痼疾”,尤其是在夫妻债务的执行中,更是存在诸多争议。由于立法尚不完善以及实务中出于提升执行效率、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需要,在仅有夫妻一方为名义债务人,且生效判决未明确债务性质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各地法院观点不一。为解决实践中的乱象,至少需要厘清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执行机构是否有权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未举债的一方配偶为被执行人;二是当举债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个人债务时,采取何种程序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解决前述两个问题的前提是,厘清执行机构能否对夫妻债务的性质进行审查认定。对于问题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出台之前,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做法;然而,《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实施后,确立了追加事由法定原则,其中可追加的情形并不包括追加未具名举债的配偶一方,这意味着从反面排除了追加未具名配偶为被执行人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此种情形下到底应当如何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立法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正面回应。对于问题二,执行机构是应当析产后执行归举债方所有的份额,还是可以直接执夫妻共同财产?其正当性为何?如被执行人的配偶主张执行标的是其个人财产或者夫妻共同财产,并提起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执行法院应当如何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对于上述问题,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可以说是各不相同。本文对实践中的各种执行方案进行梳理并总结利弊,在充分考察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域外实践经验,以求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大背景下,寻找债权人权利实现及被执行人配偶利益保护这一紧张关系的平衡点,从而合理平衡维护交易安全价值与婚姻家庭关系稳定价值,在最大限度实现执行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公正原则。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以上海、北京、浙江三地的实践状况为典型,对我国2016年之前及之后的司法实践现状进行分析,找出问题之所在,以便寻求解决措施。第二部分主要针对能否在执行程序中认定债务性质这一前提性问题,从多角度论证在执行程序中认定夫妻债务性质的正当性以及可行性,并从听证程序构建以及债务认定形式等方面,提出执行阶段认定夫妻债务性质的具体规则。第三部分以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作为理论依据,结合我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以及当前的立法实践,说明追加未具名举债的配偶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正当性以及通过何种程序保障配偶一方的救济权。第四部分通过对比实践中存在的两种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以清偿配偶一方债务的方式,论证了直接执行方案为最佳方案,并讨论了如何识别和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