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集视觉与听觉于一体的综合造型艺术,它具备承载民族文化记忆的功能。张艺谋的电影作品在国际影坛中取得较大反响,其重要原因是他在影片中突出民俗元素。在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中,经常使用大量的具有典型性民俗化元素对作品进行细细打磨雕琢,电影中的对白、装束、场景、乐曲等各个方面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显示出清晰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风情。从“有形与无形”的角度看,“有形”民俗大致包括一般民俗事象分类中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中的岁时节日和民间娱乐以及语言民俗。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这一类民俗由于其可直接感知性而占有比较大的比例。正是这些有形民俗为观众在银幕之上构建出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世界,构筑了故事得以展开的叙事时空和人物得以活动的生活舞台。与“有形”民俗相比,“无形”民俗主要包括社会民俗中的社会组织制度民俗和精神民俗。这类民俗元素尽管本身往往难以直接诉诸电影的视听形象,但却可以通过影片的对白、动作以及人物关系等多种途径,委婉、含蓄地传达给观众。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此类民俗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但对于影片主题的深化和价值的提升却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红”和“民族乐”在张艺谋电影中,给观众以审美享受,产生强烈的情感波动,思想受到启迪,灵魂得到抚慰;渲染主题,建构场景,使具象和意象相互交织深度融合;表现出生命的意义和抗争的精神,呈现出哲学层面的内涵和意义,使电影更具哲学性和思想性;烘托环境氛围,抒发人物情感,让影片人物的内心塑造更加细腻饱满。《红高粱》中的“中国红”增加了电影的内涵,带给观众视觉刺激和反思,影片中结婚的民俗礼仪为后续故事的发展进行了铺垫;《菊豆》中农村葬礼的民俗营造了悲伤的气氛,批判了封建礼教,升华了主题,同时暗示底层人民的生活窘境,蕴含强烈的讽刺意味;《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民俗事项的运用,表现出主人公细腻的情感,突出核心思想,同时将女性悲剧寓言化,使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悲惨命运感同身受;《活着》通篇采用民间艺术皮影戏穿插镜头展示,暗示人生如皮影,被时代操纵又无可奈何。张艺谋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演绎并有选择性的融入了皮影这一传统民俗事象,在秦腔式调的唱词中结合光影的皮子戏的演绎着傀儡人生。总体而言,民俗文化在电影创作中的艺术效果,可以深入刻画塑造人物使之鲜活,同时以文化共通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以影像奇观制造震撼效果,民俗元素的插入可以生成意境,深化主题,从而赋予影片以风格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