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的研究中,官场小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生产的视角来说,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所展现的持续爆发力和复杂向度实在令人瞩目：官场小说不仅代表了文革之后文学重新转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和被忽视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论文在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和梳理的基础上,从官场小说的历史流变视角对“官场小说”进行了更为充分、更加细致的概念界定和学术厘清。本论文将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分为改革、反腐、原生态和新谴责四种主题类型,在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力图打破以往官场小说研究中古代与现代、高雅与通俗、写实与浪漫等价值判断的界限,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社会诉求、审美诉求和权力镜像等问题,努力挖掘出官场小说的本体论内涵,梳理出其类型演替的历史性规律,进而提供一种重估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独特视角。本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官场小说的勃发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已有的研究中有些研究方法陈旧,有些存在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使得官场小说研究远离创作实际,出现趋同、浅薄的倾向。因此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将现代性理论和类型化分析相结合,并借鉴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对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第二部分对官场小说热潮的历史文化缘由予以整体梳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官场小说”进行更为完整、更加严格的概念界定与学术厘清,并在现代性视野中对官场小说的历史流变和内涵予以辨析,阐释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是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政治与文学结合的选择。同时,官场小说的百年文脉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深入探究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原动力与本国传统、西方影响以及社会现状之间复杂的因应关系。本文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分为四种主题类型：改革主题、反腐主题、官场生态主题和新谴责主题,而这四种类型的官场小说揭示了中国文学在新时期重拾现代性的过程,以及分别代表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真理、正义、欲望和价值范畴——的批判性思考和叙事模式探索。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家群体因为受到国家政策和历史使命的神圣感召而对改革的书写热情高涨,加上官方以各种方式保驾护航,改革小说得以在当时的小说领域独领风骚,地位非凡。而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重新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的结局,塑造了改革初期的经典英雄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文化、现代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是对民众的社会主义再教育和新启蒙。它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现了官场小说在当代重拾以“五四”为典范的现代性中关于“真理”的这样一个向度,并自曝其弱点：一种对历史和真理的想象性预告和强迫式占有。它为我们讲述的其实是作为科学中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必然实现的故事,尽管这故事舍弃了现在,从过去直接跨越到了未来。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浪潮中,在中央反腐倡廉的号召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励下,反腐主题的官场小说应运而生。与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官场生态小说的饱受争议不同,反腐官场小说创造的经典“青天”形象,刚好击中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政府的政策命脉,不仅屡屡获得国家政府大奖,还在图书销售市场上大获丰收,成为民拥官爱的主旋律小说。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批极具正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对腐败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用文学创作进行及时的反映,意图表现和记录中国社会的反腐进程和作家与民众对这一进程的期望、认知和反思,从而达到以文学启蒙民众、批判现实甚至推动国家反腐进程的目的。但是在这一真实再现的过程中,宏大叙事对合法性危机的弥合、改革过程和反腐工程在人治与法治夹缝中的艰难困顿、民众对正义和秩序的愿望,却在小说文本的深层叙事中难以逆转地想象性生成,并成为官方至高无上权力的确证。这是政治转型过程中“肉身”沉重带来的迟滞、错位的焦虑和困惑,而这焦虑和困惑正是现阶段正义虚张的重要例证。第五部分审视了官场生态小说的兴起、叙事伦理、美学特征和现代性意义。官场生态小说被认为阴暗面暴露过多,没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但它却在文化产业化和商业文化的助力下逆势而上,在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它运用类似于“国画”技法的风格和反讽的手法将官场之“场”、权力焦虑和知识分子灵魂的堕落渲染地丝丝入扣,澹然有味,艺术上不乏亮点。而它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利用“文学想象”勾勒出现实生存图景中各色欲望的疆界和范畴,包括权力欲望、金钱欲望、爱恋和色欲等等。人人(不只是官员)在追逐欲望满足的道路上——从政治到情欲,从道德到商业——一往无前,难以止步,堪称一幕幕政治版的失乐园。在作家所构造的欲望迷宫里,欲望被不由自主地合法化,价值被不知不觉地悬置,政治的欲望和欲望的政治得以系统化。第六部分论述在互联网兴起和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信息时代,官场小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叙事新质,运用了大量新潮化、超现实的叙事技巧,充满了游戏化、欲望化、碎片化的叙事伦理和叙事秩序。因为同晚清的谴责小说一样,这些小说文本呈现出了一种嘉年华会式狂欢的戏剧性冲动,所以我们将之称为新谴责小说。这类小说的创作过程和叙事核心就是一种价值论的狂欢,折射了当前传统价值观崩溃,而现代意义上真正的科学、自由和民主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时,社会中一切都沦为可供消费的商品的社会怪现状。尽管它建立在对价值观的剧烈瓦解和颠覆的基础上,但是从相反的向度来讲,这正是新谴责小说在以价值为喻象用拆解的方法与现代社会沟通的策略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五四“感时忧国”传统的荒诞、消遣的现代性选择。结语部分总结凝炼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本文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使得四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命题得以尖锐化：一、重建文学典律的政治维度；二、重拾现代性；三、重建文学的社会责任；四、文学应该如何反映现实。这四个命题彼此勾连,环环相扣,既拨开乱象看清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在之前三十年的小说文类中所留下的痕迹,确立了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使当代文学有望进入一个不同声音皆可得传的格局与视野,又以自身的创作实绩揭示了其作为一种类型化小说的经验和弊端,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