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1661-1722年)是清朝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在此期间,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抵御外侵、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亲征朔漠、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兴文重教、编纂典籍,清朝藉此由前期的不稳定逐渐进入稳定繁盛时期。而在同一时期的朝鲜朝,因为华夷观的影响,以及与后金两次战争的悲惨记忆,使得朝鲜朝对满族,乃至整个清朝的社会集体想象是负面的。一些出使清朝的朝鲜朝使臣受此影响,在纪行游记中塑造消极的中国形象。但随着满清统治逐渐步入稳定,对朝鲜朝采取怀柔政策,使得朝鲜朝使臣看待清朝的眼光逐渐发生变化,在游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也随之改变,但仍无法摆脱原有社会的影响,而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本论文主要是以闵鼎重的《老峰燕行记》、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和李宜显的《庚子燕行杂识》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康熙时期《燕行录》描绘的中国形象进行一个总结。通过分析康熙王朝逐渐稳定繁荣背景下的中国形象的变迁,从而得出以下论点:康熙时期《燕行录》中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呈现出客观化的趋势。虽然有反复,但是中国形象还是从最初的消极逐渐变成较为客观积极。而游记中“他者”形象的塑造,既不是单一的乌托邦式塑造,也不是完全按照本国流行的意识形态加以塑造的,而是建立在作者所在社会的集体想象和个人体验冲突下的一种妥协的形象塑造。因此康熙时期《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既不是单一的乌托邦式塑造,也不是完全按照朝鲜朝的意识形态式塑造,而是一种在朝鲜朝社会集体想象和朝鲜朝使臣亲眼所见下的矛盾、妥协的“他者”形象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