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传统证据规则经历了由重口供到重物证的演变,至清代,地方司法官更加严格重视证据材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司法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强调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定案的作用。地方覆审司法官在面对初审证据材料调查不充分、州县司法官故意忽视证据材料或当事人对证据材料作伪的情况下,如何对案件进一步审理都是值得探究的。《徐公谳词》中的案例充分从覆审司法官的视角出发,探讨徐士林作为地方覆审司法官,在审判中如何改进取证技巧、提高辨别实物证据材料的真伪手段以及对初审司法官的责任追究来完善证据材料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达到息讼的目的。改善取证技巧,采取堂审和堂下多途径亲自取证,提高证据材料的来源和可信性。除了传统司法程序中的两造主动呈供外,《徐公谳词》中存在地方司法官主动私访案发地或与当事人有直接关系的地区,以此获取邻佑证据来佐证案情的真实性。堂上对于言词证据的真实性通过当事人其他外在表现方式进行盘问辅证,不再单纯依据供词做出判断,但同时也注重仁政的具体实施,根据案情限制使用刑罚。重视实物证据的证明力,提高对伪证的辨别手段,同时注重覆审中对于新旧证据的保全和重新认定。《徐公谳词》中捏造、篡改证据的案例较多,包括案前作伪和案中二次作伪等,覆审司法官通过审理前命人抄誊证据材料、请地方有威望的乡绅文人共同见证辨认等方法进行证据材料的鉴别和保全,严谨对待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及时预防或阻断误判的发生,达到平民怨树风气的目的。对初审司法官由于证据适用错误造成的误判和失察在司法实践中考量做从宽处理,对误判的判决结果进行“个性化改判”。实际案例中,覆审司法官对于州县司法官因为证据适用错误的追责多做从宽处理,通过补充证据材料将功补过或以疏忽过失为由相应减少甚至免除刑罚。对误判案件的覆审结果《徐公谳词》中徐士林会对初审案件进行适当性改判,典型表现在对于水利设备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依据仁政思想对涉及到民生的诉讼时效和诉讼程序进行适当调整,反映出覆审裁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覆审司法官个人素养包括职业精神、心理偏好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