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内外电影史研究现状来看,如何评判新中国电影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文化生产仍是一大挑战。其中,文艺政策波动频繁的“十七年”阶段是“人民电影”生发、“进步电影”蜕变的时期,它横跨于当代中国史开端和“文革”激进主义文艺实验的进程之间。而在“十七年”电影自身的波浪式迂回中,电影业历经《武训传》批判、社会主义改造等“一元化”调整后,在1956年迎来“百花齐放”的创作局面;对此不仅需要向后看,追溯其深层动因,也需要向前看,思考其长远影响。同时,由于冷战气候的影响,“双百”方针等诸多政策转向下的电影事件不仅构成中国(大陆)电影的断代史,也是联结各类冷战国际史、文化冷战议题的桥梁,例如抗美援朝运动、中苏意识形态论争、东南亚区域主义的生成均在“百花时代”大陆电影的历史进程中留下印记。综上所述,本文聚焦1954—1958年间的电影政策、电影事件与电影思潮,以新中国从“一边倒”重返“中间地带”,以及随后到来的“百花时代”为思考的起幅;以“大跃进”运动伊始,“百花时代”落幕为思考的落幅,意在重绘这一时期大陆电影的文化生产图景。文中论题以“双百”方针系列改革、亚非会议后“万隆精神”的主导性为轴心,依次讨论1956年10月舍饭寺会议后短暂的独立制片浪潮;1957年8月“亚洲电影周”对亚非文化合作决议的实施;自1957年底“反右派”运动至1958年“大跃进”伊始,大陆官方对三十年代电影的历史书写。“百花时代”究竟是新中国“革命”历史的“断裂”,抑或是冷战气候下应运而生的文化景观?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冷战国际史与文化冷战议题介入“十七年”电影,认为“百花时代”大陆电影游弋于不同的政治分野,并试图探寻此阶段电影政治背后的域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