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乐思”和“主题变形”作为处理音乐主题材料的作曲手法,是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展衍核心乐思,使之适应标题音乐所承担的抒发感情、营造场景氛围、刻画人物性格与叙事的新举措。在标题交响曲、戏剧交响乐或交响诗中,作曲家巧妙运用这两类作曲技法,在实现音乐表意目的的同时,也通过那些具有主导意义的音乐母题及其变化、变形的逻辑贯穿,使多乐章或单乐章作品内部与整体结构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情节化张力,也为规模宏大的音乐过程的内在统一提供了保障,并由此给人一种形散而神聚的审美效应。这些作曲手法对19世纪下半叶,乃至20世纪的音乐创作也产生了持续影响。本文以分析19世纪柏辽兹和李斯特具有代表性的交响音乐作品为主,就这两种手法,如何从以往仅作为结构成分而存在的非语义性主题、动机、乐思,逐渐过渡到新的状态,并承担表意功能来展开论述,重点分析19世纪固定乐思、主题变形手法的功能与社会文化成因。本文总共分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是从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和《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两部作品入手,分析了固定乐思手法的运用及其音乐形态特征。第二章是从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和交响曲《浮士德交响曲》入手,分析主题变形手法的运用及其音乐形态特征。第三章主要分析了这两种手法的表现功能和结构功能,第四章是对这两种手法历史依托的追溯与社会成因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