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题以“京派”为研讨对象。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京派”向被视为具有相对固定的文学阵地、大致接近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风貌的文人群体。“京派”文学从形式到思想得到相当全面的阐发，且被研究者看作是一个“以审美理想主义”为旨归、或者更为消极的“在政治上自我蜷缩”的纯文学团体。历史学研究中，对“京派”则集中于对其交游网络的考察，揭示“京派”文人的聚合方式。但是因为停留于形态描述，并且也因袭“京派文人群体”的界定，历史研究者对“京派”的认知亦有重新审定的必要。可以看到，“京派”不仅是涵纳了沈从文、杨振声、卞之琳、朱光潜等对文学瞩目的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的文人群体、文学群体，还活跃着醉心艺术欣赏与创造的哲学家、画家、建筑学家、艺术评论家，如金岳霖、邓以蛰、秦宣夫、司徒乔、林徽因、梁思成等等。而那些从事文学活动的“京派”中人，如沈从文、杨振声，他们自己也参与艺术活动，不仅是有品味的欣赏者，也是有眼光的文物收藏者；作为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心有旁骛，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刊载绘画、书法、古建筑研究等方面文章，并于此后集纳人才，促成《大公报·艺术周刊》诞生，自觉把推进艺术教育作为承续五四启蒙主题的思想门径。“京派”中人从事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等等知识活动，在政治上亦有其代表人物，他们和胡适保持深厚交谊，自身也兼作政治性评论。可以说，历史中的“京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而是在一群特定的北方知识分子中展开的，表现于文学、艺术及学术教育的各个分支，具有基本接近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法的文化潮流与文化实践。在此事实基础上，本论题觉得有必要把“京派”当作一个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构建的文化社群来看待。以此，就对“京派”研究提出方法上的新要求。对于努力推动一种文化潮流与文化实践的“京派”，笔者认为有必要采取文化史家的历史描述方法，不仅以“内部分析法”来揭示其文本结构和风格的自主性，还须注意其文化活动的不同分支之间所具有的共时性联系。采取经验法来研究多元状态，才有可能获得对“孕育文化元素的沃土，以及将这些元素凝聚在一起的基础”、亦即一种“广义上的共有的社会体验”的广泛而深入的理解。因此，本论题围绕文学、艺术活动，尝试对“京派”文化实践的展开过程做较为深入的描述。需要指出的，虽然本论题每一章围绕文学、艺术活动各有其特定的主题，但是文化和社会、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紧密互动关联，却是贯穿本论题首尾、或隐或显的一条主脉。因为，文化、社会、政治危机，即是“京派”知识人共同处身的历史情境。概而言之，1933年到1945年间，由于1927年“四一二”政治分裂与1931年“九一八”中日局势的影响，“京派”知识人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有对“民族共同文化意识”的呼应，一方面则是由对政治分裂局势的反思，认为有必要继承“五四”未竟的思想启蒙追求。但此时，响应的已经不再是封建伦理对个体的束缚，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所造成的思想蒙昧。由此“京派”知识人以艺术活动与艺术教育作为推进思想启蒙的着力点。第一章主要描述“京派”知识人私人心智生活中的艺文爱好以及对现代知识网络铺展的影响；第二章、第三章则主要围绕《大公报·艺术周刊》，从“找寻自己的路说起”，知识人对中西古今经验既有会通、又有分歧。此间，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京派”知识人南迁、远离“北平”这一言说空间。虽然地理空间的迁移并未改变其交谊，蛰居昆明期间，“京派”文化实践中的核心人物依然保持密切的私人交谊与识交往，但是致思路径却发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第四章即主要围绕卞之琳与沈从文的写作活动，分别探讨其一贯的致思路径如何深化或转变以回应战时现实。1946年到1948年间，从昆明“复员”北平后，面对内战的再度爆发与意识形态纷争的日趋尖锐化，重回北平的“京派”知识人围绕“艺术教育”展开的文化表述被赋予愈益鲜明的思想培育替代功能。第五章主要围绕朱光潜与沈从文的“艺教”表述。但是，与朱光潜诉诸古老的乐教传统有所不同的是，沈从文认为中西古典艺术观念以“秩序”为诉求——这其中包含的是对同一性与稳定性的要求，孔子和苏格拉底有共同的删诗与审定音乐之举动。因此，中正平和的传统音律就不能适应现代美育对于人的丰富性的要求，现代乐教尚需引入不同的资源与经验。由于战争及政治局势的变化，“京派”知识人围绕“艺术活动”以及“艺术教育”的文化表述有不同的侧重。因此，结论中笔者重审“京派”知识人的危机情境，以加深对“京派”的认识与理解。笔者将借助于文化史家的解释路径，综合运用小说、诗歌、游记、思想杂感、艺术批评、文化批评等不同文类的文本，尝试以描述和分析并用的历史叙述手法，来重建“京派”知识人的文化活动过程。因此，本论文虽然不按时间脉络来架构全文，而是按照“京派”文化实践的不同方式展开描述，但是在行文叙述中一直有潜在暗含的时间线索，即所谓历时性的考察。而在共时性的平面展开中，本论题从私家客厅的沙龙活动，到公共领域中的文人雅集和艺术欣赏，再到媒介集纳下的理念表述，以及大学空间中的艺教反思和知识建构，以此来重构“京派”文化活动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