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捍卫者仍然坚持扩大开放,不仅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还通过与世界主要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来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OFDI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近几年中国OFDI的流量和存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行业结构也出现边际改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力度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也会受到东道国投资政策的影响。根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1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台的与外资有关的政策共计107项,其中限制性政策下降了32.3%,便利化政策增加了1项。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限制性政策比例出现大幅下滑,但是部分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本国战略性产业投资并购的审查力度,这一点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变得更为突出。从事实来看,东道国设置投资壁垒的确会对外商投资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但目前鲜有文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多数学者在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详细考察了东道国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东道国FDI限制指数与中国企业OFDI的集约边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同样为负,但并不显著,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道国的发展阶段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发达国家降低本国的投资壁垒对中国企业OFDI的集约边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第三,企业赴海外投资会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分阶段的回归分析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2007-2010）FDI限制指数的降低对中国企业OFDI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时期（2011-2018）FDI限制指数的降低则能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集约边际。第四,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具有显著的产业偏好,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FDI限制指数的降低无法引致中国企业OFDI规模的增加,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FDI限制指数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