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老龄化加速发展态势的特征,养老问题日益凸显。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施行以来,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农村孤寡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近年来城市兴起的“以房养老”热潮也是适用遗赠扶养协议的一种新方式。但是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年老者所拥有的财产急剧增加,笼统性、原则性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过于宽泛的遗赠扶养协议从订立之初到协议履行过程中都存在种种隐患,使得很多原本具有良好信任关系的当事人最终走向诉讼,违背了立法初衷。通过检索2019-2020全国范围涉遗赠扶养协议的判决书,了解涉遗赠扶养协议案件数量的整体变化。立足于2019-2020年中涉及的427份裁判文书,分析涉遗赠扶养协议案件的审理程序、被扶养人情况及约定事项在我国的具体适用情况。从中看出我国遗赠扶养协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遗赠扶养协议的形式要件过于宽松,这导致了在诉讼过程中的举证困难以及被扶养人作为弱势群体其权利义务难以保障等问题。（2）遗赠扶养协议效力优先性不明,遗赠财产与被扶养人生前所负债务等冲突时,缺乏对优先性的明确规定。（3）扶养人范围过于狭窄,自然人的扶养主体将法定继承人排除在外,而基于亲情关系被扶养人往往愿意和法定继承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4）遗赠扶养协议履行缺乏监督机制,在被扶养人擅自处分财产的情况下,扶养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5）遗赠扶养协议解除制度不完善,在参照合同编适用的同时,其强制履行对具有人身性质的遗赠扶养协议并不适用。探讨发现司法判例中之所以有争议矛盾,一方面源自对遗赠扶养协议效力优先性、权利义务发生的异时性的特征理解不清,另一方面笼统性、原则性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不动产等数额巨大财产的监督保障。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是引入社会力量保障老有所养的制度选择。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需要平衡好双方利益,将问题化解于争议之前,维护好双方的信任关系。为此可以在借鉴域外相类似的继承契约制度的有益经验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对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予以完善:（1）完善遗赠扶养协议的形式要件,以格式文本的书面形式予以推广,结合村委会、居委会为主的见证方式保证协议真实性。（2）明确遗赠扶养协议优先性的效力层级,将“必留份”份额、遗产管理人费用、扶养人获得的遗赠财产以及被扶养人有抵押的债务分为四个层级,依次予以给付。（3）扩大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范围,尊重老年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将法定继承人纳入到扶养人范围内。（4）引入预告登记监督制度,针对约定财产大多为不动产的现状,限制扶养人在协议履行期间内擅自处分不动产,保障扶养人利益。（5）细化遗赠扶养协议解除权,在参照合同编适用基础上赋予双方法定解除权和任意解除权,以此与遗赠扶养协议的人身性质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