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晶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被认为是中国科学与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接触,同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也成为中国科学的遗憾。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面向人工合成胰岛素事件的历史与境发现: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一个发生在政治场域中的事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立项过程中,在科学上尚不具备可行性的情况下,国家的荣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成为立项的基本的依据,事件本身便被定义为政治事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性质决定了政治场域的规范并导演着事件的进程,而来自科学场域的规范则以被动的方式对事件产生约束;由于对研究问题性质的界定也决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对研究成果的选择和评价产生了影响。政治压力下超越既有知识的大胆试探获得了有认知价值的成果,却由于对政治利益的过分关注而被忽视。作为最终结果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结晶实际上是一种人造物,这种结果在研究的一开始就被预知了,可以认为该事件的价值不在于对结果的本身的认知,而在于造物方法的发明,或者技术上的意义。而对于技术意义上的成就的评价,经济的或成本因素约束就应该是首要的,但是作为政治事件不计成本显然与诺贝尔奖所强调的“改变世界”的标准是错位的,从而中国科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人工合成胰岛素事件所体现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政治规范对科学场域的侵越,而是政治场域中的问题的科学解决。这一事件提供了一种发生于政治场域中科学实践的类型。通过本案例研究得到关于科学的进一步理解:科学不仅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科学实践中科学规范与其它场域的规范同时起作用;科学家对研究结果的选择和评价具有高度的“索引性”;作为研究结果的“科学事实”不是纯然的建构产物,但却与自然和社会的与境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