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战略引资所引发的“国有银行贱卖论”和“金融安全威胁论”等等争议,本文试图采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来客观地看待国有银行战略引资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其对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治理效率、控制权收益与控制权配置等等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用数学建模的方法论证了国有银行为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而通过战略引资建立起来的股权分散模式是不稳定的。当国有银行控制权私有收益大到足以弥补控股风险以及股权交易成本时,战略引资所带来的股权分散模式必然走向另一种股权集中模式,而伴随这一过程的就是国有银行治理效率的损失以及控制权的转移。面对战略引资后国有银行控制权可能发生转移的风险,本文进一步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即战略引资后国有银行保持多大的国有股比例才是恰当的。这一恰当的国有股比例应该,一方面能够维持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发挥战略引资、股权分散对国有银行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于是,本文具体分析了战略引资后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与外资股份两类股份目标函数上的差异,认为国有股份仍需要承担沉重的社会性负担,并以利润上交的方式得到体现,而外资股份却只有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由此,本文模拟出了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并在考虑社会性负担的基础上,求出了国有股份恰当比率的区间值。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也是本文的两大主要创新,而作为这两个问题的延续,本文主要从控制权的优化配置以及控制权的激励约束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国有银行控制权的维护问题,并借鉴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实行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一些做法,形成了我国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控制权维护的具体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