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推进了直播带货的销售模式,似乎给疫情期间低迷的经济运行状况注入了新鲜活力。但随着近期众多主播的“翻车”,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刷单、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偷税漏税等法律乱象也逐渐浮出水面,进而引发了社会对直播带货法律规制的关注与讨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和行政执法与争端解决机制,及时高效地化解直播带货滋生的社会问题,就成为全社会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当前,我国有关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则体系包含在四个方面的规定:一是直播带货中的违约和侵权行为受民商法中的合同法和侵权法约束;二是直播带货中违反市场规则的行为受广告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税法和劳动法等经济法规的约束;三是有关直播带货的市场监管受行政法规的约束;四是直播带货行为还受到行业规范和标准等准法规的制约。总体而言,我国有关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则虽然已经形成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和准法规等多元规制的规则体系,且体现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但相关规制仍然存在立法滞后且规则分散、行政执法监管不力且效率低下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单一等诸多缺漏。这些缺漏的存在导致了法律乱象的广泛存在。为应对直播带货法律规制的缺漏,本文主张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入手,构建更加完善的直播带货法律规制体系。首先,要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现状,完善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制体系。根据《电子商务法》中的相关规定先行赔付制度在直播带货中的适用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于直播带货中主播惩罚力度过低,应当加大对主播的惩罚力度。建议建立专门性法律来规制直播带货。其次,要加强市场监管执法,提升行政执法效率。具体而言,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善用网络监管技术。积极引导其他主体协助执法部门进行执法,减少信息差导致效率过低。探讨了其他主体参与直播带货法律规制的具体路径。最后,司法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举证难问题以及司法维权的具体困境,应善用互联网法院与直播带货解决纠纷的契合点,具体而言,检察机关要充分释放法律监管职能。对于举证难问题,应引人区块链技术固定证据,以解决举证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