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的国家任务催生环境行政裁量的产生,与一般行政裁量不同,其不仅需要考虑当下与未来以及跨区域的利益协调问题,还需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进行往返,并时刻关注冲突利益的公共属性。我国环境行政裁量实践存在着“唯环境主义”和“唯经济主义”的利益失衡现象,这与我国环境立法中规范利益设定长期存在偏差、环境行政裁量过程中“非规范利益”的制度化以及环境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矫正机制受阻等制度性因素有关。环境行政裁量利益失衡的实质乃是利益所储存的价值发生了抵牾,因此利益衡平必须摒弃“排除”的方法而采取“权衡”的方法,遵循个案衡量原则、一体化原则和补偿原则,在规范指引—实践展开—司法审查三个维度上探讨环境行政裁量利益衡平的法律构造。在规范指引维度,宪法及法律规范的内容本身就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在宪法层面,“宪法生态化”在宪法秩序中确立对生态及环境利益价值的关照,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以实现对环境行政裁量的有效引导。在法律层面,环境基本法中的保护优先原则经体系化解释可解读出其所蕴含的衡平意蕴,并在环保单行法得到贯彻和发展。在裁量实践维度,政府长期主导利益冲突的判断及衡量,形成一种政府主导型裁量模式,存在衡量过程不确定性与衡量工具僵化的缺陷。现代环境问题的社会属性转而要求倡导一种参与型裁量模式,以信息公开为基础环节,以公众参与机制的健全为核心环节,以新型协商手段的创新运用为实践环节。在司法审查维度,法院仅是法律问题的专家,行政权在解决专业性问题及利益协调的政策选择上更具优势,环境行政裁量利益衡平的司法审查路径须在有效避免裁量恣意的同时尊重行政机关的事实判断。在审查限度上应尊重环境行政裁量的事实判断,秉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在审查标准上以“是否符合保护优先之规范利益”为实体标准,以“是否遵循适当考虑受影响利益之程序”为程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