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是个多事之秋,天灾人祸迭起,外加欧风美雨的笼罩,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孕育而出的“迁都”问题,是必有着纷繁复杂的成因。概而言之,随着民族融合,以北京为都的民族战略意义渐小;北京所在地区自然情况的恶化;以京为都的行政成本过高;近代以来北京战略弱点日见突出;晚清改革政治的需要。定都是中国历代王朝极其重视之事,关乎王朝的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迁都亦然。迁都的策动者必有政治与经济的欲求,而既得利益者则可能有所失,因此,围绕国都的迁变必引起各种争论,而争论主要有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晚清迁都的争论集中于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两次战争期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赞成派和反对派各据己益展开争论。而在主张迁都的建议中,由于各自着眼点的差异提出了不同的迁都地址,即西安、太原、上海。此外,戴鸿慈、洪良品、康有为等还提出了建立陪都的主张。清朝末年围绕迁都的争论,双方的唇枪舌战不可谓不激烈、不雄辩,可是,最终裁定大权掌握于清政府的统治者手中,在其利害权衡下,决定都城终不能迁移,领土终得割让,这场争论也随之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