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者对沈从文整个创作历程进行整体把握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沈从文1940年代小说创作主要内容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围绕抗战展开的小说创作，二是知识分子的爱欲叙事，三是湘西世界的再度表现。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与忧患感的作家，沈从文对先前与时代主流相对疏离的取向有所改变，而在《芸庐纪事》、《动静》、《王嫂》和《乡城》等作品中对时代主流与抗战现实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与表现，并以之作为自我楔入时代的方式。在民族抗战与民族更生的语境下，沈从文试图改变“城”——“乡”、“城里人”——“乡下人”两种文明与生命形式对立与冲突的基本定势，而将两者融会，让农村与城市，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合奏出抗战壮曲，从而建构起城——乡交流沟通的一体化世界。但当他调整自我，积极介入时代、表现抗战的时候，其“城——乡对立”的审美心理定势又让其无法实现这一意图，叙事构建在审美心理定势的影响下最终转化为“城——乡隔膜”状态。　　战争形势的严峻与时代语境的转换让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呈现出紧贴时代主流与抗战现实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对一切无信仰却只信仰‘生命’”的作家，沈从文并未停止其对“生命”与“美”的思考与探索。而这种思考与探索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以爱欲叙事为主体的小说中。1940年代《摘星录》、《摘星录·绿的梦》、《看虹录》等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沈从文小说爱欲叙事的回归。此一时期的爱欲叙事不仅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变化，而且在审美值域上也呈现富有意味的指向。《摘星录》是书写身体与世俗、生命与律令的冲突相左交错矛盾，《摘星录·绿的梦》则在表现摆脱世俗偏见庸常律令的爱悦疯狂，而《看虹录》则是将爱欲置于生活和生命、具体与抽象、现象与本质等充实丰富而富于张力的机制之中予以诗意表现和深情凝眸的创制，让“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意向获得了充分敞开。这些作品的出现，表明沈从文对身体爱欲和生命神性的思考与表现已日趋深入，让人看到了沈从文后期的爱欲叙事的新质和亮点，同时这也是他追求更高更好的爱欲叙事所达到的新境。　　然而，让人感到不甚唏嘘的是沈从文上叙对爱欲叙事新境的探索却因为不被人理解而使作者陷入到一种“写什么都不好”的尴尬境地中。于是，在时运际会、因缘和合中，沈从文又回到了“湘西”。回到“湘西”，重新书写“湘西”，成了其摆脱苦恼与尴尬的直接选择。但随着时代语境的转换，作家情感心理、身份地位、认知理性与价值判断等多方面因素的改变，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却成了故乡的“他者”，先前对“湘西”的温柔敦厚的情感与日渐清晰的理性所缠夹。可以说，在由《雪晴》《赤魇》《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组成的“雪晴”系列作品中，沈从文在表现自然之美与民俗之淳的同时，又无法忘却人性的愚昧与暴力;在表现社会动荡给山村带来的冲击与变化的时候，又无从见到社会与历史的远景;在留恋于山村牧歌般的审美情调之时，又无法忘却现实的残酷与严峻;在表现生命的庄严与神圣之时，又无法祛除对宿命屈从的恐惧……现实与历史、人类与自然、社会与文化、具象与抽象，传奇与不奇、偶发与循环，相杂而又相融、相合而又犯冲地聚集在作品之中。沈从文想把它们进行整合与融摄，想将它们集于一种既有牧歌情调又有历史纵深，既潋滟着“爱”与“美”的生命基调又有着现实与人性开掘深度，既有着远景抽象的召唤又不离现实生活具象的审美状态之中，但这种意向并未获得充分的实现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