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之间的张力日益彰显。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广受质疑,新自由主义宣告破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两极分化严重,社会阶层之间撕裂日益加剧,国内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缠绕交织,右翼政治势力异军突起。与“西方大乱”形成鲜明对照,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全球治理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西方中心论”的神话和话语体系被打破。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受挫、政治恐慌与文化不满的三种人群汇集合流,扩大了西方民族主义群体的规模,他们成为西方国家政客和党派在政治选举博弈中的争夺对象,并以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名义提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主张和方案。当代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逻辑发展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相伴相生。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同时不断强化“西方中心”“西方优先”的民族国家边界,经济逆全球化潮流、贸易保护主义、军事干涉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排外主义、外交单边主义、生态帝国主义使得当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凸显。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逆经济全球化潮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提出“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欧洲显现出“去一体化”趋势;政治上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反恐”的名义发动多场针对主权国家的“反恐战争”,欧洲右翼政治势力上台,极力渲染欧洲怀疑论,主张重新民族国家化;文化上表现为排外主义,“禁穆”、“排犹”、“反犹”等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国家要求禁止移民、难民的进入,在文化与宗教上极力渲染“伊斯兰威胁论”和反犹太主义;外交上表现为单边主义,强调本国利益优先,通过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的行动维护眼前利益和狭隘的民族利益,以各种理由逃避国际责任和义务;生态上表现为帝国主义,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生态问题总想逃避责任,转嫁危机,不仅使得发展中国家资源遭到掠夺,环境遭到破坏,还使得国际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合理公正的解决。当代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逻辑主宰的全球化的必然发展和当代表现。在经济上,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对外进行经济侵略,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导致资本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生产利润流向西方。在政治上,西方民族主义成为转移国内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在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由于资产阶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引发的国内阶级矛盾,于是只能通过贸易战、退群、排外主义等方式,借由民族矛盾去掩盖阶级矛盾。在文化上,西方民族主义体现出“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思维,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当作所谓“普世价值”的输出,对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对非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和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当代西方民族主义膨胀对于人类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进一步激化了全球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动荡。经济上的“逆全球化”潮流是民族国家意识强化的表现,西方国家由于经济赤字引发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只有通过挑起民族矛盾才能暂时地掩盖眼前危机,这种狭隘民族利己主义行为害人害己,不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还使得自身利益受损;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往往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以实现“全球共同利益”的名号去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导致国际局势紧张、民族矛盾尖锐;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引发全球动荡局势,阻碍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西方国家的排外行为煽动了民族不满情绪,使得恐怖袭击事件频频发生,引发社会恐慌情绪,这些恐慌情绪反过来会加重西方国家对异族的反感,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使得民族仇恨加深,战争和冲突不断,而过于排斥异族文化会使得异族文明畸形生长乃至消失,一旦缺乏差异和竞争,文化也就没有了生机活力,自然也就没有了文化进步;外交上的单边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一种外在显现,也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种族主义的文化理念密切关联,由于单边主义本质上秉持的是一种资本剥削的逻辑,因此势必会破坏国际秩序、冲击全球治理、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生态上的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利用民族矛盾转移阶级矛盾,他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和转嫁污染来实现缓解本国生态矛盾的目标,让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买单,不仅如此,它还是资本逻辑的延伸,正是由于资本的输出和资源的掠夺,才使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全球发展不平衡性日益加剧,全球生态危机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中国方案。中国在经济上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共进型世界。政治上推动构建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使国际体系从少数大国主导的“丛林政治”结构向多体多元复合化结构转变,让多边机制成为解决地区和国际问题的主要方式。文化上倡导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存共荣的新型文明观,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让文明互学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外交上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让更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生态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治理责任,发达国家需主动承担历史性责任,发展中国家也应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世界各国共商对策,统一行动,共同治理,构筑全球生态文明体系,打造生态共同体。总体而言,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张扬给世界带来了不安定因素,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威胁。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超越西方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为应对“逆全球化”的逆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是热爱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和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