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商谈领域，它为近代早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基础。随着国家对社会渗透和控制的加剧，市民社会的结构发生了转型，公共领域逐渐走向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遭遇了时代困境。为了解决公共领域的时代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并试图以此重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强调语用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商谈民主强调交往程序和规则的非强制性和形式化；商谈是交往行为之后的进一步交往，是对交往有效性的再论证。交往与商谈的过程是主体间理解、协商和包容的过程，因此，通过交往与商谈，主体间必然会达成道德共识，这种新的共识为公共领域的正当性提供了新的基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必然推导出民主商谈的宪政理念，它导致有限公共权力的形成，这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与宪政建设起到了限制国家权力，使之有效保护公民权利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