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建立起文学社会学清晰又严密的逻辑体系。二十世纪初丹纳的《艺术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新义,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目前学界尚未对1908-2022年间丹纳《艺术哲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进行系统地梳理。本文首次尝试按时间顺序、分角度来厘清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研究丹纳《艺术哲学》在中国的翻译过程、接受演变,分析其中产生的文化现象,探讨其带来的影响与启示。本文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为丹纳《艺术哲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第一二节介绍丹纳《艺术哲学》的写作背景,阐述丹纳《艺术哲学》的主要理论。第三节介绍丹纳《艺术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译介情况,建国前简单介绍、零星翻译;建国后推进,系统翻译全书并在国内广泛传播,主要介绍六种译本,指出了傅雷译本在传播接受中的优势。第二章为丹纳《艺术哲学》主要艺术理论的接受演变。第一节说明20世纪20-70年代末的接受状况,该时期的研究重点为“三因素艺术决定论”。经过资料耙梳,发现20世纪20年代学界将其解读为“科学批评”并进行接受与批判,三四十年代将其解读为“社会批评”并加以改造吸收,20世纪50至70年代解读的政治色彩浓厚。第二节分析20世纪70-90年代末的接受状况,经过资料的细致梳理分析,发现此时期学界运用了多元美学研究方法对《艺术哲学》的有关艺术理论进行新阐释,其中社会学美学、生态美学、心理美学研究尤为突出,还有一些学者运用历史文化理论视域进行新阐释,此时期对丹纳艺术理论的评价较上一时期更加客观,大多基于理论本体的解读。该时期功利性解读渐退,因此将其概括为新时期新阐释。第三节阐述新世纪以来的接受状况,经过细致地资料梳理,发现此时学界在新语境中最早从“种族”因素研究其现实意义,之后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学价值角度对丹纳的艺术理论进行重新研究,由于2010年以来跨学科多视域研究成为学界研究风尚,学者从生态学、地理学、现代性视域、生平批评进行多角度解读。由于此时期的研究基于文化研究的文化语境,笔者将其概括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第三章分析丹纳《艺术哲学》在中国接受中存在的误读与偏见的文化现象。第一节是被误读为庸俗社会学并进行原因分析,指出1961年北师大中文系误读其为“庸俗社会学”,1987年陈伯海为其正名,分析产生误读的原因在于理论本身存在模糊不清、自相矛盾的弊端,受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第二节是对其“资产阶级性”的偏见及其原因分析。1963年柳鸣九对其资产阶级性的产生偏见,1979年程代熙为其正名,分析产生此种偏见的原因在于接受研究充斥政治功利性色彩;第三节对“特征说”的误读及原因分析,1979年朱光潜将“特征说”的误读为追求人的“动物性本能”,1983年黄力之、1997年周均平为其正名,分析产生误读的原因在于学者的“集体无意识”,忽略理论产生的文化语境;第四节对其文学“外部研究”存在偏见及原因分析,阐述80年代初学界对“外部研究”的偏见,80年代中期以后丹纳《艺术哲学》重获青睐,分析产生此种偏见的原因在于学者的“集体无意识”,忽视理论运用的文化语境。第四章研究丹纳《艺术哲学》在中国的接受所带来的影响与启示。第一节分析丹纳《艺术哲学》理论范式在中国的影响。中国学界遵循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决定论”的原则、方法论进行文学研究,这种范式不仅影响中国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而且拓展中西文论比较研究,进一步丰富中国文学史建构理论;指导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推动文艺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促进文艺学教材建设。第二节总结丹纳《艺术哲学》在中国的接受研究的启示,认为翻译家要增强理论修养,学界要重视文学独立性,研究者要加强本土意识,从而重新反思当下文学社会学。总之,笔者通过对1908-2022年间丹纳《艺术哲学》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呈现出其在各个时期接受演变的复杂状况,分析其中产生误读与偏见的文化现象,探讨其所带来的影响与启示。可以发现丹纳《艺术哲学》的在中国的接受研究不仅给其自身带来新生命力的而且推动中国文学、文艺社会学的发展。以此为鉴,反思中国当下文学社会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