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中间品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另外,全球化加速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扩散的步伐,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研发活动仅发生在少数工业化国家,大部分国家国内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国外技术扩散。因此,考察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测算其大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作为研究背景,假定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本国的技术创新也依赖于国外的技术研发投入,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Romer,1990)放在“一带一路”开放型经济下进行分析。其次,依据汇总偏差最小为判定准则,比较分析三种加权法所计算的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存量。最后,本文以1998年~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的27个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别估计了“一带一路”沿线全部样本国家、沿线欧洲国家和沿线亚洲国家的技术溢出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本文通过利用欧盟23个国家汇总之前和汇总之后的数据,测算了LP加权、CH加权和NEW加权的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存量,比较分析了三种加权所产生的汇总偏差,发现结果并没有像Kwark and Shyn(2006)所讲的NEW加权最小程度地减小了汇总偏差问题,反而发现LP加权法(Lichtenberg and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1998)优于其他两种方法。(二)对于国内研发投入而言,研究发现国内人力资本的投入已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对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为0.12%~0.57%。特别地,技术差距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分别成为“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欧洲国家主要依靠自身资本积累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而“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由于起步晚、发展缓慢、技术落后等原因无法完全依靠本国资本进行技术创造,还需借助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三)对于国际技术溢出渠道而言,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存量不仅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的重要发展力量,更对沿线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其次,尽管人力资本直接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增长,但其在吸收、模仿、消化国外技术溢出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等原因,不能将国外的技术溢出转化为国内的创新投入,最终间接阻碍了国内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技术差距变量对于各国有效接收国外技术溢出具有两种不同的效应:沿线欧洲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效应,即技术差距越大越有助于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亚洲国家则具有“持续落后”效应,即亚洲国家的技术差距不利于接收国外的技术溢出,这是因为研发创新具有知识累积性和历史依赖性,技术越落后的国家越没有能力来吸收、模仿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