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寻求重新掌握对已经取得行政独立的苏联加盟国的传统统治地位以恢复其大国身份。依据戴维·莱克(David A.Lake)所阐述的社会契约动力理论,乌克兰成为了本文的分析对象,因为它是建构克里姆林宫等级制关系的关键部分之一。由于过去的国际关系文献未能解释乌克兰在区域地缘政治环境中截然相反的两极,即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反复无常的徘徊,因此选择一个取代无政府文化教条式理解的研究方向至关重要。等级制概念使得主导国和附属国之间的互动博弈机制被发现——附属国可以基于“政治秩序的权力分配”模式寻求最优的净利益,这一利益正是产生于由主导国统领的等级制结构。通过揭开莫斯科、基辅双方在一轮轮具体事件中博弈没有真正赢家的原因,本文旨在阐明两国等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中存在的僵局问题。最后笔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有着逐步加深的分歧,但从俄罗斯最终成功“收回”克里米亚以及在顿巴斯持续煽动非对称的战争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后者仍处在前者的等级制式的控制下。伴随“事情已经定下来了”的回声,未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等级制关系是否会面临重新调整,仍然是个难题。从1991以来乌克兰总统的对冲策略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为了恢复对其传统附属的严格等级控制,俄罗斯对新独立的共和国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不惜诉诸各种可能的手段,为了重新获得在该地区权势。然而,第一任独立的乌克兰第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91-1994年)试图将他的国家从俄罗斯手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努力制定连贯的政策。此时的乌克兰处于严重的危机中:政治分裂、经济下行、去核化以及在克里木亚分裂主义阻碍了乌克兰社会经济状况的稳定。乌克兰的弱势在俄罗斯重建以克里姆林为中心的等级制的雄心下暴露无遗。于是,乌克兰通过《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寻求安全保障。尽管如此,该备忘录并没有阻止俄罗斯重申其侵略信号。克拉夫丘克的继任者,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1994-2005年),延续上届政府的多元矢量外交政策,寻求欧洲和北约的宣称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中寻求一体化,同时希望维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后一点与《关于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在乌克兰领土的地位和条件的分治条约》以及《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1997年)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条约构成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社会契约基石。2004年的橙色革命标志乌克兰在地缘政治方面倒向西方。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在被指2004年的总统选举舞弊后,引发了国内反对其就任乌克兰总统的大规模抗议。经过重新投票,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2005-2010年)被承认为指定的接班人。尽管尤先科在任期内无法使乌克兰获得入盟地位,他的亲欧盟和亲北约政策旨在将乌克兰完全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国内环境的不稳定继续加剧了乌克兰政治机制的碎片化,尤先科的政策收效甚微,反而助长了西方的“乌克兰疲劳症”。2008年俄罗斯一格鲁吉亚短暂战争后,普京总统重新稳固了俄罗斯,这体现在俄罗斯摆出了高压的权力姿态和实施了强硬的外交政策行为。尽管西方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将是下一个目标,但欧盟和北约无法达成一个社会契约应该构成的共识,于是推迟了乌克兰入盟的时间表。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地区党(Party of the Regions)在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后,他采取了具有“亲亚努科维奇”特色的多元矢量外交政策。为了从欧盟和欧亚一体化进程这两个一体化项目中受益,亚努科维奇在布鲁塞尔和莫斯科的两个地缘政治的极点之间摇摆不定。尽管他更倾向于欧盟一体化的经济激励措施,但他不愿意进行实质性的变革。相反地,俄罗斯希望用“忠诚换稳定”的策略让乌克兰对自己俯首帖耳。根据《哈尔科夫条约》(Kharkiv Pact)(2010年),克里姆林宫在安抚乌克兰,向供相对便宜的天然气价格的同时,仍然对它实施单边经济制裁。2013年11月,由于来自莫斯科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巨大,亚努科维奇中止了《乌克兰—欧盟联合协议》(EU-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乌克兰在布鲁塞尔,莫斯科两边摇摆的政策达到了高潮。随着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Euromaidan protests)爆发以及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地缘政治的重心重新转了向西方。尽管基辅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这一转变,但鉴于俄罗斯最终“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顿巴斯的混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克里姆林宫仍然有能力破坏乌克兰的稳定。此后,以总统波罗申科为首的乌克兰决策者们一直在与西方的谈判互动中,寻求深化欧盟和北约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