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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多年来,翻译中的归化、异化问题成了国内译界的热门话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归化异化研究已不再停留在翻译内部的语言、文体风格等的转换和再现这种带有规定和指导性的翻译技巧的探讨上,而是拓展到了翻译外部,形成了对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如何互动的一种描述—解释性研究。在翻译中,归化意味着消除源文本中的一切陌生感和异域性,使译文读起来像原著,它以目标语言和文化为中心。异化策略则致力于在译本中引进尽可能多的异文化因素,想借此来反对文化霸权主义。采用这种译法,源语言的异域性将最大限度地得到保留,译文读起来必然就像译著。针对这两种译法,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迄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不论在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中,旨在文化传真的异化译法都将渐渐占据优势。这个趋势将极大地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增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在当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无疑也将有助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围城》是一部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小说,其英译本可以说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译作。本文着重分析了《围城》英译本中人称指示、隐喻和称谓语三个方面异化翻译的应用情况以及促成译者选择这种翻译策略的种种因素。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是受包括政治、经济、诗学以及作者主观动机在内的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而且归化、异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实用价值,我们应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它们,片面强调任何一种都是不科学的。为顺应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为增进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尤其在汉译英中,我们应该尽可能坚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