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从取消到恢复重建的过程。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学也经历了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50年代达到顶峰,并在70年代迅速衰落下去;拉扎斯菲尔德确立了定量研究的方法论标准,但是在70年代同帕森斯一起饱受指责。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从70年代开始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严重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空间。社会学家意识到自己处于危机状态之中,因而在90年代发出了“拯救社会学”的声音,21世纪仍要将“公共社会学”作为自己的价值定向。由于中国社会学在这场结构性的调整中处于“不在场”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结构性的调整与社会学的危机?70年代之后,社会学不仅发生了叙事的方法论转向,即叙事从一种不值得信任的方法转变为值得提倡的方法。同时也引发了本体论转向,社会学知识被当成了叙事知识,制造了利奥塔所谓的语言事实。叙事研究的兴起为我们理解社会学的这段历史提供了很好的选择。“危机”表示一个诊断的关键时刻,本文认为社会学在历史上存在一个危机叙事的时期。不同于经典时期社会学以社会的危机作为叙事对象,在叙述中宣扬社会学家的拯救者形象,对传统的宗教和迷信祛魅,同时也对现代的理性赋魅。50年代之后,社会学的危机叙事已经发生了视角转化,社会的危机变成了社会学的危机,社会学由诊断社会变为诊断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