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跃进”运动致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超出了当时的承受能力,成为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粮食危机,1961年6月中共中央做出了精减城镇人口的决策,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并不顺利。通过北京市的精减工作可以看出,基层干部与群众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在精减政策执行的准备阶段,虽然多数基层干部对国家政策积极响应,但仍有部分基层干部存在着消极敷衍的行为,这一时期的基层群众同样表现出恐慌焦虑和积极响应并存的行为选择。在政策进入到包含着动员与安置的执行阶段后,基层干部与群众除表现出积极响应的态度之外,他们或是对政策畏难迟滞,或是注重自身实际利益进行抵触。基层干部对政策积极执行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官员激励机制而产生的,在这种体制下,基层干部意图获得更好的发展,故而积极响应;基层干部产生敷衍与畏难行为的原因,主要因为“大跃进”前后频繁的政策转变,使基层干部对精减政策抱有迟疑观望的态度。被精减对象积极响应政策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农村需要劳动力、在城市工资低和希望获得补助金等原因;对精减政策持抵触态度的原因,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差距拉大所导致的生活水平差异及政治身份差异。上级针对基层干部的行为,一方面通过各种组织对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削减了当年的工作量,彻底卸下基层干部的包袱。针对被精减对象对生活问题的担心,上级对职工的生活状况加以核查、复查,对生活存在困难的职工进行补助。与此同时还营造出有利于精减的舆论氛围,塑造出一种回乡支援农业光荣的价值观念,由此顺利完成了精减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这种上下的互动能够看出,即使在个人服从集体这一日常行为准则下,政策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艰难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