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依靠以投资拉动和要素投入为双擎的需求侧发展模式保持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但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失衡,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掩盖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些结构性问题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偏高已不容忽视,亟待解决。因此,在我国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环境下,降低企业杠杆率成为了重要议题。近年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火热。金融市场的投资回报率普遍高于实体经济。在资本逐利性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增大对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将本该投资实体经济的资金转入金融市场,加速了我国企业的“金融化”趋势,经济环境出现“本末倒置”的虚假繁荣。当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但未能达成一致结论。因此,探讨我国非金融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和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能进一步理清企业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合理控制企业杠杆水平,推动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本文将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公司2009至2019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从“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利润最大化动机”两个角度分别探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和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其次,鉴于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资金配置、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也将进一步探究公司治理对金融资产配置和企业的杠杆率的调节作用。最后,探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差异。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配置不同期限的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差异显著。企业配置短期金融资产能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实现“蓄水池”效应;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能显著提升企业的杠杆率,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2）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能调节金融资产配置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短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抑制作用越弱,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推动作用也越弱。（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配置短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抑制作用更强,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推动作用也更强。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现有文献大多将企业金融资产看作一个整体,从单一视角探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而本文通过双视角,将企业的金融资产分为短期和长期,分别探讨企业的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2）选取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公司治理水平的差异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和企业杠杆率的调节效用。但公司治理较为复杂,涉及层面广,本文为了便于衡量公司治理水平,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建模,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数用来表示不同公司治理水平的差异。（3）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影响的异质性,将研究样本根据企业所有制不同区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个子样本,进一步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差异,丰富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