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全盛时期。戴震和卢文弨分别是清代对校学派和理校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于校勘古书不有同的校勘观点和校勘方法，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和卢文弨的《重校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到清代理校学派和对校学派的不同的校勘原则和校勘依据，以及戴震和卢文弨的校勘观点和校勘方法对后人的影响。本文共分六部分对戴震、卢文弨《方言》校勘进行比较研究。首先，简要的介绍戴震、卢文弨之前《方言》一书的校勘情况，扬雄及其《方言》一书以及《方言》一书的版本情况。其次，介绍戴震和卢文弨《方言》校勘的背景。清代的社会大环境促使学者转向实学研究，四库馆的开设为清儒治学提供便利，前人研究成果的积累使他们校勘《方言》后出转精，当时的学术氛围塑造了戴震、卢文弨严谨的治学态度。戴震从复兴古道出发，以永乐大典本《方言》开始和明本校勘，并广搜群籍中引用《方言》一书的异文，相互参订，写成《方言疏证》一书。卢文弨在丁杰校稿的基础上，认为戴震本也有当增正者，对《方言》一书重新校勘写成《重校方言》一书。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的《重校方言》开始了清人对《方言》一书的校勘，在清代《方言》校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WP=76>第二部分具体的比较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的《重校方言》的校勘体例，戴震是用疏证体的形式对《方言》一书进行校勘的，不但校勘，而且还有释义的内容，而卢文弨的《重校方言》是专门对《方言》校勘的，较少疏证的内容。第三部分从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个校勘方法的角度对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的《重校方言》进行具体的比较，统计他们使用四种校法的百分比，戴震采用他校法和理校法多一些，而卢文弨采用对校法和本校法多一些。第四部分列表比较戴震、卢文弨《方言》校改内容的相同与不同，具体的列举戴震、卢文弨《方言》校勘的差异。戴震、卢文弨《方言》校勘的差异主要可分为四种：戴震校改《方言》正文，而卢文弨认为不应改；戴震校改《方言》郭注，而卢文弨认为不应改；戴震对《方言》进行校改，而卢文弨不同意他的校改意见；戴震对《方言》条目未校改，而卢文弨进行了校改。并且分析戴震、卢文弨《方言》校勘的成就与不足。第五部分阐述戴震、卢文弨《方言》校勘差异的形成原因。戴震、卢文弨校勘《方言》所用的底本不同。戴震校勘《方言》应用他校法和理校法多一些，卢文弨校勘《方言》使用对校法和本校法多一些。戴震校勘古书是为了明圣人之道，而卢文弨校勘古书是为了恢复古书原貌。戴震学识广博，不轻易置信，<WP=77>而卢文弨专门从事古书的校勘。这些都导致了戴震和卢文弨《方言》校勘的差异。第六部分着重分析戴震、卢文弨对《方言》的校勘所产生的影响。戴震、卢文弨对《方言》的校勘把扬雄《方言》的校勘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推动了清人对《方言》的校勘，带动了清代学界对《方言》的重视，使《方言》的研究得以发展。戴震、卢文弨校勘古书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促进了清代实学的发展。戴震和卢文弨校勘《方言》一书的校勘体例和校勘方法对清代校勘学影响很大，他们对古书校勘观点的争论促使清代形成两个校勘学派——以卢文弨为首的对校学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理校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