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甫一公布,有的学者就已敏锐地对“宦”与“吏”并时出现的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职官划分原则,即“士吏之分”或“吏”“宦”之分,并就汉初“宦皇帝”者转化为国家官僚体系中正式“吏”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其实,作为汉初“宦皇帝”的太子舍人是如何转化为国家官僚体系中正式的“吏”的,也是汉代太子舍人研究的一大关键,同样值得研究。除此之外,汉代太子舍人的渊源、员额、职掌、秩级、隶属关系、任用途径、迁转、地位等诸多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对汉代太子舍人展开全面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太子舍人本身的问题,而且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汉初“宦皇帝”者如何转化为“吏”等诸多问题提供重要参照。本文以《孙子兵法·用间篇》《史记·伍子胥传》《周礼·地官·司徒》中的有关材料,证实春秋末年就已出现了“舍人”,从而摒弃了“舍人”出现于春秋战国这样笼统的说法。战国时期是舍人群体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的舍人是权贵的家臣,其主要职任是服侍主人,代主人迎来送往,为主人“收邑入”,替主人惩罚他人,陪伴主人或代表主人出使,以及代主人执行秘密任务,负责处理主人的后事等权贵家内事务的处理。作为家臣,战国时期的舍人与其主人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秦朝虽然仅存在了短短十余年,但接战国之余绪,舍人仍旧存在,只是规模已大不如前。秦汉的时候,舍人群体又重新兴盛起来。舍人群体成为刘邦起义大军中的有力的成员之一,为刘邦这个新势力的崛起打下了坚定的根石。在战国和秦末年间,舍人群体得到了迅速的成长,主要是在以前就有的世卿世禄体制瓦解,但是新的规范化体制还没有成立的背景下,权贵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好处,舍人为了借助主人的势力进入仕途两种需求的有机联合。进入汉代,一般舍人虽仍有存在,但随着拥有舍人的权贵的范围逐渐缩小,且身份越来越高,舍人的数量呈明显逐步减少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子舍人开始兴起。据推测,汉王二年刘邦立刘盈为王太子之时,就应有太子舍人存在。不过,此时的太子舍人与其他权贵私门的舍人一样,也应是由太子自置,并隶属于太子私门。从汉文帝开始,到新莽朝之前,西汉时期的多数皇帝都为太子置有舍人,只有昭帝、哀帝、平帝,均因故未置太子舍人。东汉时期,无论是否立太子,都置有太子舍人。特别要强调的是,从文帝诏拜太子舍人开始,太子舍人逐渐由原来的太子私门家臣转变为“宦皇帝”者;大约在武帝之时,太子舍人就有了比二百石的秩级,从而由“宦皇帝”者进入到了国家正式的公职序列,成为“比秩”官;大约从东汉光武帝即位之时开始,太子舍人由秩比二百石变为秩二百石,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汉代的长吏。汉代太子舍人的选任,主要有任子、诏拜(或诏除)、博士弟子课试等三种方式。大致而言,文帝之前,汉代的太子舍人与其他一般舍人一样,由太子自己召任;从文帝开始至武帝前期,诏拜或诏除成为太子舍人最主要的选任方式;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2年)以后至新莽时代,博士弟子课试逐渐成为太子舍人的主要途径;东汉时期,一方面博士弟子课试仍然是选拔太子舍人的主要途径,同时,任子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成为太子舍人的一个重要来源。另外,无论是通过任子、诏除的途径,还是通过博士弟子课试,被选为太子舍人者都必须是“良家子孙”。就职能而言,西汉时期的太子舍人仍主要是服务于皇太子,如“更值宿卫”等;东汉时期,太子舍人除有一部分仍然直接服务于皇太子外,还有的服务于太史属下之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