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运用资源要素大量的投入和积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但是这种简单粗放的方式直接导致了各地区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问题,使得区域间的资源错配现象变的越来越严重。既有的文献已经对生产活动中的一般性要素错配的问题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我国开始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则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所在。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然而,在研发过程中存在的创新要素错配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创新产出,创新要素错配的问题应该受到关注。但是已有文献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仍存在着局限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刺激国内需求是我国进行反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和作用再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就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规模如何影响资源错配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随着我国“创新”地位的提高,考察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资源错配的影响,探讨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创新资源错配的有效途径,对提升地区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制定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等,第二章梳理了关于资源错配、创新资源错配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和创新资源错配相关的文献,对现有的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第三章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在2006-2019年的R＆D资本错配指数和R＆D人员错配指数,并且根据测算结果分析了我国30个省（市）的两种创新要素错配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与现状。发现在2006-2019年间,我国30个省（市）的R＆D资本和R＆D人员均存在一定的错配,且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省份的错配程度在逐渐缓解,但有的省份却在不断恶化,并且在2019年我国各区域创新要素错配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第四章首先根据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提出要依靠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然后从渗透效应、协同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三个方面对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区域创新要素错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五章在理论基础上,利用2006-2019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并建立系统GMM模型,从全样本、地区异质性这2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要素错配的直接影响;然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第六章在理论机制分析及所得实证结果基础上,提出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在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投资战略、并且要加快产业机构优化的进程、完善创新要素市场转移转化体系等,为我国解决创新要素错配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全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改善R＆D资本错配程度这一方面,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均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即两种基础设施投资均能显著改善R＆D资本错配;在改善R＆D人员错配程度这一方面,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R＆D人员错配没有显著影响,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却显著恶化了R＆D人员错配程度,起到了负向的作用效果。用静态面板模型检验得出的实证结果和系统GMM模型的实证结果无显著差异,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分地区回归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两种基础设施投资均对R＆D资本错配程度的改善起到了正向作用,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R＆D人员错配程度无影响,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恶化了 R＆D人员错配程度;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两种基础设施投资对R＆D资本错配程度和R＆D人员错配程度都有改善效应,且对R＆D资本错配程度的改善效应大于R＆D人员错配。利用引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得出创新资本流动在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区域创新要素错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中介效应。本文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现有的文献对区域创新资源错配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本文的创新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着眼于宏观层面,将测度一般性资源错配的模型引入创新资源错配的测度中,测度并分析了我国各省（市）创新资源错配程度,探索创新资源优化路径,可以丰富现有资源错配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指标,从优化创新资本和创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的角度出发,主要研究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应,可以为改善创新要素错配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