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二氧化碳减排问题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制定有效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保证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势在必行。首先,本文在人口、富裕和技术的IPAT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可扩展的STIRPAT理论模型,纳入了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政策因素,并把总量分析发展为人均分析。其次,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比较准确地选取和核算了2005—2016年除西藏及港澳台外中国30个省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GDP、能源强度、第三产业比重以及煤炭消费比重等数据。接着,在理论模型与文献综述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人均GDP、能源强度和煤炭消费比重的增加会促使二氧化碳排放,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以及减排政策的提出将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然后,分别建立在不同政策影响下的省级面板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模型,对比不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不同,以及不同政策对不同地区二氧化碳减排影响力的不同,为进一步制定有效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实证结果显示,能源强度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大多数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最重要的驱动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而能源强度的下降则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负向驱动因素。另外,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因素也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并且,不同驱动因素对不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同。能源强度对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最大;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最大;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则对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最大。并且,从二氧化碳减排政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可得出后者有着更加显著的减排效果。主要表现为东部和西部地区有更多省份的减排政策由无效果转为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抑制作用。最后,为了有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减少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和省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