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的理论之争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二者思想作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思考文化的现实处境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德里达与哈贝马斯属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但由于他们出身和生活坏境(主要是文化氛围)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待西方文化和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感受和态度,以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旨趣。德里达批判西方传统文化的同一性诉求,并对其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他强调差异和他者的绝对性和终极性;哈贝马斯则追逐着西方传统的思想轨迹,并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他认为差异和他者虽不可轻视和否认,但在各种差异之间总有一种同一和一致的倾向和诉求,且差异应该为交往实践服务,而交往的有效性则是由共同的标准或准则、规范,即“共识”来决定的。为此,哈贝马斯一生都致力于寻求“无压制的共识”。但在德里达以及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任何形式的共识和同一性都包含暴力的因素,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迫、统治和霸权。从这一角度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性”可能达成的共识就只不过是减轻了压迫、统治和霸权的程度而已。本文通过比较哈贝马斯与德里达对待西方文化传统的态度的差异,进而指出他们不同的理论旨趣,以及由此形成的他们对共识和差异的不同态度,及其在此问题上的争论。指出他们各自的理论困境,并在他们的启发下试图探索一条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往的合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