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早期官方电影管理为对象，将视野聚焦于1896-1927年之间，力图探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局的电影管理活动，揭示出包括管理机制、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手段及管理效力等在内的中国早期电影管理的样貌，并分析其成因及各自的特点。　　清末，中国官方电影管理开始了最初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地方为主导的电影管理格局。在管理内容上，电影放映场所管理构成电影管理的核心内容，对它的管理主要是基于治安、放映场所的安全以及社会风化方面的考虑。在管理手段上，行政手段占统治地位，取缔电影放映场所的经营活动大都采取这种方法。但就其管理效力而言，当时的电影管理效力还较为微弱。当然，出现这些局限的原因有很多，并不能因为这些而否定晚清电影管理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北洋政府继清政府而起，在电影管理方面，继承了晚清政府的一些做法，并将之完善，逐渐形成了中央机构与多个地方机构多元并存的电影管理格局。在管理内容上，影片管理是北洋政府电影管理的核心内容，当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审查，此外还首次尝试对制片公司进行管理。在管理手段上，法律手段得以确立并得到较为系统的运用。就管理效力而言，电影管理得以深化，但作用依然受限。虽然北洋政府有意识地加强电影管理，但因各种条件的局限，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政府并峙多年，它的主要任务是与北洋政府进行军事斗争并夺取全国的政权，但它对电影业也很重视，开启了政党管理电影的先声。北洋政府以及南方革命政府的电影管理实践都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借鉴对象，就此而言，两者在电影管理方面的努力是后世的宝贵财富。　　作为一种特殊存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侵占了中国政府的很多权力，电影管理是其中一项，工部局的管理体制与中国政府有较大差异，这决定了其电影管理的特殊性。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不同，工部局形成了一中心多主体的电影管理格局。在管理内容方面，工部局在制片公司管理及影院管理方面优势较为明显。在管理手段上，特色鲜明的经济手段是工部局电影管理的突出特点。就管理效力而言，工部局的电影管理活动对中国早期的电影业及其电影管理有重要影响，影响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电影放映与电影制作活动。总体而言，工部局的电影管理为中国政府开辟了一个新的窗口，借此中国政府可以快速、方便地学习国外的经验，以提升电影管理的水平，促进电影业的发展。　　中国早期官方电影管理虽并不成熟和完善，但其相关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而言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早期的官方电影管理奠定了中国电影管理的基础，为后世提供了颇多借鉴。早期官方电影管理也为后世提供了许多经验和启示，主要有重视民意和舆论；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以及注重经济手段的运用；将电影主要看作一种市场行为等，这些措施为早期电影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早期电影管理取得一些成绩，但囿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以及管理人员的认识水平，当时的官方电影管理还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　　中国早期官方电影管理虽并不成熟和完善，但奠定了中国官方电影管理的基础，为后世提供了颇多借鉴，但又有时代的局限。今天，重新审视它们的管理实践，既不能贬低它们的地位，也无须抬高它们的成绩，而是要客观公正地认识过去，以对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并为今天制订电影管理政策提供一些真实的材料，成功的经验固然可以帮助少走弯路，而失败的教训也同样可以帮助避免很多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