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四十年来,无论从城镇人口还是城区地域空间的扩展来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城镇化奇迹的背后,离不开土地红利的助推作用。地方政府利用对土地征收权和开发权的垄断,推动城市项目的大规模建设和城市面积的扩张,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快速、高效的城镇化进程,但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的提高。本文从“土地红利”的角度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红利”利用模式进行梳理和分类,并将不同类型的利用模式分别定义为“以地办企”、“以地招商”、“以地生租”及“以地抵押”,分析总结了各类模式的形成机制及逻辑,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目前存在的矛盾问题,并对新阶段,如何有效利用“土地红利”的利用模式助推城镇化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及建议。论文的结构如下:本文首先以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市场激活及“财政包干制”为起点,分析了在基层政府鼓励和指导下,农民自发利用土地兴办乡镇企业的“以地办企”的利用模式。该模式以“内部积累”的方式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开启了以乡村工业化推动“自下而上”式的城镇化进程。但此种模式存在违法占用耕地,企业难以形成集聚效应等问题。虽然此种模式已逐渐淡出舞台,但仍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即可以通过拓宽失地农民参与土地红利分配的渠道,来提高农民在土地红利分配中的占比,实现土地红利的社会共享。其次,本文分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城乡土地二元制度的确立和分税制的实施背景下,地方政府将利用模式转向了通过土地低价出让,吸引优质企业入驻开发区的“以地招商”模式,将开发区的发展作为推动城市功能升级,空间优化的发动机。但开发区过多过滥,工业用地供应超量,有关民生建设用地不足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因此,此模式需要转变现有用地结构,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再次,本文在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制度的出台及住房市场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分析了地方政府选择“卖地生租”的“土地红利”利用模式的逻辑。此阶段,政府利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差别化出让产生的“剪刀差”,一方面推动城市规模扩张,另一方面为城市建设筹资,推动了城镇化跳跃式发展。但住宅用地供应的少增推高了房价和城市化成本,因此,将土地红利转向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方向是下一步的改革目标。紧接着,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宽松的信贷政策为分析背景,剖析了新时期下,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的刚性支出需求及农地征收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以注入土地资产等方式成立城投公司,利用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继续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具体逻辑,并分析了两种“以地抵押”的具体流程。但这种模式也因地方政府的偿债风险及潜在金融风险变得不可持续。下一步应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管,如通过隐性债务终身问责机制等措施约束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行为。最后,本文根据前述各类“土地红利”利用模式助推城镇化的方式及引发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及建议,即应将土地红利转向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及改善民生生活质量的领域,实现土地红利的社会共享;应综合考虑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及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土地供应结构,最大程度地利用土地红利助推下一阶段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