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译文与原文的对比研究,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是翻译质量评估的首要条件。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认识。勒弗维尔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颠覆了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为现代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提出一套新的术语来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对译者的翻译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将比较研究《骆驼祥子》的两个译本,探讨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本文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试图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及其在译文中的体现。作者选取了老舍所著《骆驼祥子》的两个英文译本—伊万·金在1945年发表的Rickshaw Boy以及施晓菁在1981年发表的Camel Xiangzi。论文通过对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位译者在翻译《骆驼祥子》时采取的不同或相似的翻译策略来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老舍在1936年创作《骆驼祥子》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兴起。老舍仔细观察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并创作了这本小说,以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中也体现了老舍个人意识形态中的“大男子主义”。1957年修改这部小说是由于受到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在解放后,老舍本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向社会主义转化。由此可以看出老舍的创作以及对文本的修改都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作者的创作不在真空中进行,而译者的翻译也不在真空中进行。在这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重写小说的结局,增加或者删除一些情节都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结果。本文从原文文本的选择、译本的接受、以及语言方面对两个文本加以比较。施晓菁的译本忠实地对老舍的增订本进行了翻译。她选择这个版本是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及读者和赞助人对文本的接受的影响。而伊万·金采用的是老舍的原始文本,但是他将小说的结局改写成了大团圆以满足美国读者的心理期待。由于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为了迎合读者的意识形态,他恣意地增添了大量对性的描写。由于,在美国,英语文化是强势文化,伊万·金未经原文作者的同意,随意地更改,这是由于文化的相对力量和地位造成的。这都是与意识形态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对《骆驼祥子》译本的个案研究,证明了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在原文版本的选择、对原文的改写和译文语言表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