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产生了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家和作品,从而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在对西晋文学的研究中,“二十四友”集团作为西晋文学的独特现象,是后世研究者无法绕开的一道风景线。然而翻阅前人研究著作我们发现,单独将此集团作为研究重点的作品并不多见。鲁郡公贾谧是当时已故太尉鲁公贾充的嗣孙、贾皇后的内侄。他开阁延宾,将二十四位当时的名士召集到自己门下。这二十四人当中,既有豪门贵戚,也有文坛名士。由于贾谧特殊的政治身份,“二十四友”常常遭到后世研究者的道德抨击。然而,无论是将“二十四友”视作一个纯粹的文学集团还是单纯的政治宗派,我们认为都是不妥的。必须将这两者糅合在一起加以考量,才能对此集团的性质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二十四友”集团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成员之间关系微妙又复杂。其中,既有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也有血浓于水的一母同胞,也不乏惺惺相惜的同道至交。我们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群体:政治群、亲戚群、朋友群。基于这三层关系,“二十四友”之间创作的往来赠答诗,无论之于此集团的整体创作、整个西晋文学还是之于整个中国文学的赠答传统而言,都极具研究价值。往来赠答乃是沟通人际间关系的重要文学形式,对于文人们来说,赠答诗的创作不仅仅能够沟通人际,更有助于表现个人的自我意识,从而在创作的客观目的和创作心理两方面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无论是在创作之初、创作过程中、创作结束后的往来互赠中,赠答诗对于交际目的追求,是其他任何文学形式均无法望其项背的。在对“二十四友”赠答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借助语言学中的“礼貌原则”概念,许多文学现象都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礼貌原则”是西方语言学家所提出,属于语言学范畴的概念,也是语言学上的重要原则。“礼貌原则”在言语交际中具有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是在交际中顾及主客体身份和交际场合,适时选择交际策略的言语交际原则。借用“礼貌原则”这一语言学术语,能够清晰地对“二十四友”赠答诗在形式和内容上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质做出归类和总结,从而可以窥见在诗人创作中起推动作用的深层社会和文化根源。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运用“礼貌原则”对“二十四友”赠答诗作进行文本分析,旨在透析诗作自觉遵循和应用“礼貌原则”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并非是就诗作中体现出来的语言学现象进行理论探讨。通过对“二十四友”赠答诗的文本分析,大致可以总结出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创作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往来赠答,完全符合二者的交际身份,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呈现,会根据交际主客体创作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因而,“礼貌原则”所规定的种种准则,在“二十四友”赠答诗中几乎全部适用。“礼貌原则”在“二十四友”赠答诗中运作的深层原因为何?换言之,究竟是什么推动了“礼貌原则”在赠答诗中的运用?我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乐文化传统和“二十四友”中领袖文人的家世学风,均对“礼貌原则”在赠答诗作中的运用产生影响。运用“礼貌原则”对“二十四友”赠答诗进行文本分析后,我们发现,无论是从诗作本身的文学性还是从对整个赠答传统的继承角度,“二十四友”赠答诗均表现出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从文学角度来说,“二十四友”赠答诗中,无论是对上级领导的赞美讴歌还是对亲戚朋友的真情流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表现出一种“真挚性”。诗作因交际功能、交际场合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言说内容、沟通视角,或是婉转或是深切地表达交际主体的交际意图,不能不说体现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为了贴近具体的言说内容、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二十四友”赠答诗审慎地选择四言或五言的体制,从而使诗作在形式上呈现出得体的美感。赠答传统始自先秦,经汉代流传至西晋,“二十四友”赠答诗无可避免受到前代的影响。礼乐文化影响下的赠答传统犹如一条长河,“二十四友”赠答诗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顺势向前,以其自身的特点对后世也形成了一定的规约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