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指因设计、制造等原因引起某个型号或同一批次的产品出现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缺陷,并且该产品已进入流通领域,制造商必须以更换、收回等方式消除产品缺陷潜在危险,并向消费者做出道歉或物质性补偿的制度。从法律性质上看,产品召回制度是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产品责任从最早的单一合同责任至一般侵权责任,最终发展至严格侵权责任。其规律是生产者需承担的产品责任逐步加重,同时对产品使用者的保护逐步加强。召回义务是产品责任发展的产物,但又区别于产品责任。前者是损害发生前或未大规模发生前,基于公共安全要求,生产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后者是损害产生后生产者承担的赔偿责任,目的是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从社会经济角度上看,召回义务的产生是科技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产品潜在危险进一步增加的结果。基于食品安全保障对我国的重要性以及食品召回制度的特殊性,笔者以食品召回制度为中心,介绍了我国的召回立法状况。目前我国对汽车、食品、儿童玩具和药品召回公布了召回管理规定。本文着重介绍了食品召回的监管部门,召回种类和级别,召回的启动和实施程序,召回结果的评估等内容。当然,由于除了汽车召回规定于2004年开始施行,其余三个召回规章均为2007年发布,施行的实际效果目前尚难评价。召回制度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正式确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立法和执法实践,美国也是目前召回法规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召回立法中也较多参考了美国的召回制度。所以,本文重点介绍了美国一般消费品召回制度和食品召回制度作为参照,并结合我国既有产品质量立法的特点,分析了我国召回立法的特点及一些不足之处。本文的重点在于,以食品召回为中心,探讨了中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一些困境及相应对策。第一,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按照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缺陷指产品存在不合理危险,如果有相应国家、行业标准,缺陷指不符合该标准。笔者从现实案例出发,分析了该条规定中双重标准的矛盾之处对具体产品缺陷判断造成的干扰,以及其对召回启动的不利影响,并介绍分析了产品立法发达国家中的产品缺陷判断标准规定,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提出对该困境的解答。第二,关于产品缺陷的理论分类以及我国对“发展缺陷”的免责规定,探讨了免除“发展缺陷”责任和规定对“发展缺陷”不免除召回义务的关系。第三,关于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管理部门众多,多头交叉管理效率的低下和由此造成的监管标准混乱等“反公地悲剧”,笔者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统一监管部门和监管标准的建议。第四,对召回制度中存在的法律责任规定过轻、产品责任立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者主动召回意识的淡漠和召回保险的不完善等情况,笔者分析了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及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笔者在分析上述召回制度的特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对于召回立法体例的选择,召回主管机关的确定,召回的启动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立法上的可改进之处。笔者也试图更深入的探讨召回制度在中国所面临的困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毕竟产品召回义务的履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者的自觉性,同时也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即使有完善的科学的召回立法,其实际施行效果也仍然有待实践检验。笔者由此对召回制度中体现出的法律的局限性进行了思考。此外,笔者也在论文最后指出,产品召回相对于传统的产品责任承担方式属于事前预防,但对于真正的产品安全而言,仍属于事后措施,将事后补救进一步转化为事前预防,才是实现中国产品安全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