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旅游高质量发展和旅游强国建设中,旅游供需矛盾依然是我国旅游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旅游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使得部分地区在旅游资源转化质量和旅游产品供给能力两方面都面临诸多矛盾。实现旅游供需矛盾的调控,需要统筹推进文化旅游资源的高质量转化利用,从而推动旅游市场需求的平衡和空间供给的均衡。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文化旅游的提质增效,打破区域间旅游发展的不均衡格局,破解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是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和旅游强国建设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时空压缩背景下,可达性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旅游交通区位的重要性,区位屏蔽优势被时空压缩效应逐渐消解,时空压缩也进一步加剧了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市场竞争。那么高铁引起的时空压缩效应是否会为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的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高铁引起的时空压缩效应是否有助于破解区域旅游发展不平衡和旅游供需不均衡的问题?这成为旅游地理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基于此,文章以时空压缩为背景,以要素禀赋理论、空间错位理论、时空压缩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点轴理论等经典理论为指导,立足旅游高质量发展、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化旅游融合、优质旅游发展等现实发展需要。首先,构建同一尺度、同一标准、同一指标的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首次尝试将主要文化资源纳入旅游资源禀赋评价范畴,就全国尺度2008-2018年省际间文化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交通优势度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进行科学评价与分析。随后,该研究运用赫克歇尔的要素禀赋理论,测算和识别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比较优势,构建了包括资源要素、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在内的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就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效率的动态历史演化特征和省区间的空间分异进行定量评价。进一步通过构建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模型,试图剥离其它关联要素的影响,单纯从文化资源禀赋和旅游经济收入指标揭示二者之间的空间错位与偏离程度,明晰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测算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特征。为了更加科学全面的识别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动态利用特征和空间错位状况,研究依托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研究结论,结合2008-2018年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效率、Malmquist指数（TFP）、旅游资源比较优势、空间错位系数这四项指标的相对组合关系,从四个维度就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状况和空间错位类型结构进行了空间识别,并就各类型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状况和空间错位的特征进行了梳理甄别,最后就综合效率、空间错位、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构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了探测不同地理单元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通过构建GWR模型就不同地区文化旅游资源错位的影响因素与空间关系进行地理识别,结合GWR分析结果,就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剖析与梳理。基于甘肃省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类型表现为低效率、快增长、高优势、强错位（潜力型）特征,即文化旅游资源综合转化效率低,空间错位严重,但是增速较快、文化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和较大的发展潜力,且区位交通对甘肃省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选取甘肃省作为研究案例。运用栅格成本分析、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反距离加权插值（Inverse Distance Weight）、百度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就甘肃省各城市和主要景点的省内、省际可达性水平、社会心理可达性水平和时空压缩效应进行了测度模拟;基于微观尺度,就甘肃省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的时空压缩效应及类型特征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旅游市场供需潜力模型,分别计算甘肃省14市州省内外旅游市场的供给能力、需求潜力,进一步分析和识别了时空压缩背景下甘肃省旅游市场供需潜力的动态演化特征和市场供需类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就甘肃省各市州的文化旅游发展综合水平进行评价,结合高铁不同的空间效应特征,将甘肃省各市州旅游空间效应类别进行识别与划分,并结合位序规模法则分析方法就高铁开通前后甘肃省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进行揭示。最后,就空间错位、时空压缩效应、旅游市场供需潜力、旅游发展综合水平之间的关联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了解构与梳理,进而就如何实现空间错位治理与文化旅游资源高质量转化利用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结论:（1）按照一把尺子,一套标准就全国31个省区的文化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经济优势度、区位交通优势度进行动态、客观、科学的定量评价。2008-2018年区位交通优势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华北平原地区,随着高铁路网的不断完善促使中西部内陆地区交通区位优势也不断提升;2008-2018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区域,以四川、河南、贵州、湖南、云南、江西为代表的中西部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08-2018年文化旅游资源禀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浙江、四川、河南、广东、山东、湖南、湖北、江苏、云南、福建、贵州等省区。总体来看,2008-2018年各省区交通优势度在全国呈现动态演进态势,中西部内陆地区可达性水平不断提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固化格局被打破,以贵州、云南、河南、江西为代表的的内陆省区逐渐崛起;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在2008-2018年间未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时空演变特征,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禀赋状况较为稳定。（2）我国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效率在2008-2018年间呈现波动性发展特征,效率水平在回落与增长中交替演进,但是总体保持增长态势。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在2008-201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8.2%,这说明我国文化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效率水平在不断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加速了文化旅游消费的转型升级以及文化旅游领域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对文化旅游产品供需矛盾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和倒逼了文化旅游资源效率的不断提升。2012-2013年、2013-2014年间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低于平均值的1.182,且较上一年分别下降8%、7%,说明该阶段我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水平出现一定回落与停滞,文化旅游供需矛盾问题在这一阶段集中凸显,但随后又进入稳步提升阶段。计算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发现:排在前10名的省区为西藏、贵州、青海、黑龙江、河南、江西、吉林、内蒙古、甘肃,说明这些区域旅游业发展更应该注重文化旅游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需要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排在后5位的省区为上海、北京、广东、海南、辽宁,可以发现这几个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文化旅游资源禀赋相对于资本、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已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这些省区通过适宜的发展方式促进了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了文化旅游资源比较劣势到旅游产业发展优势的转变。（3）2008-2018年间强资源错位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内陆地区,主要包括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无资源错位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重庆广东、山东、浙江、江苏、重庆、上海等省区。弱资源错位区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中部省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陕西、山西、四川、云南、广西、海南、河北、河南、湖南、湖北、福建、安徽等省区;分析2008-2018年文化旅游资源错位时空演化特征发现,文化旅游资源强错位区在11年间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强资源错位现象呈现固化特征。11年间弱资源错位现象得到有效的抑制,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江西、河北、山西从2008年的弱资源错位区转变为无资源错位区。2008-2018年文化旅游资源错位现象总体上呈现“弱资源错位区不断较少、无资源错位区逐步增加、强资源错位区停滞固化”的时空演进特征。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在全国的空间分布差异大,呈现“西北内陆高,东部沿海低”的分异格局,极化现象较为突出。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重心自2008年起总体向东移动,其中,2008年至2013年主趋势为向东移动,2013年至2018年起主趋势为向东北移动,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2008年、2018年标准差椭圆的中心点均落在甘肃省境内。该研究结合2008-2018年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综合效率、Malmquist指数（TFP）、旅游资源比较优势、空间错位系数这四项指标的相对组合关系进行文化旅游资源利用效率形态的划分。将31个省区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状况和空间错位类型划分为强力型、潜力型、蓄力型、无力型、借力型、活力型、奋力型、乏力型8大类型。（4）GWR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区位交通、基础服务设施、宏观政策、消费水平可以有效抑制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区位交通优势（Location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反映一个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和区位优势度,区位交通优势决定着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之间的关联效率和通达便利程度,旅游目的地是提供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旅游资源供给的主体,旅游客源地决定着游客的客源结构、客源规模。随着区位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可达性水平的提高,空间压缩效应有效的缩短了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时间、空间成本,随着时空压缩效应的提升,地理距离不再成为“空间位移障碍”,对于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有着强有力的抑制效应。时空压缩使得交通区位条件对于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的抑制效应不断提高,尤其是在西部内陆地区,区位交通对于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云南、四川等省区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的负向抑制效应依然十分显著。（5）甘肃省2013、2018年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系数呈现不同的时空演变特征,高铁时空压缩效应的“双刃剑”特性开始凸显。2013-2018年文化旅游资源错位现象总体上呈现“强资源错位区较少、无资源错位停滞固化”的时空演进特征。高铁的开通导致甘肃省各市州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发生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高铁的开通有效的抑制了天水、陇南、甘南、定西、张掖等地的空间错位,但是又加剧了金昌、庆阳、白银、临夏等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甘肃省省际间时空压缩效应自东南向西北依次形成了高-低-高-低-高-低-高的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开通极大的促进了陇东南地区、河西地区可达性的提高,甘肃省省内时空压缩效应表现为,以省会兰州为中心自东南、西北方向呈现高-低-高的空间分异格局。甘肃省主要景点省内时空压缩效应最明显的地区为陇东南、陇东、河西地区并在甘南高原地区形成低值区,时空压缩效应较弱;兰新高速铁路、宝兰高速铁路的开通导致甘肃省旅游市场供给、需求潜力产生明显的时空分异。从省内外全部市场需求潜力变化率来看,天水、张掖、陇南、兰州等市州市场供给潜力大幅提升,金昌、白银、武威、平凉、临夏等市州出现负增长情况;高铁产生虹吸效应的城市有兰州、嘉峪关、张掖、酒泉;产生扩散效应的城市有平凉、甘南、武威、天水、定西、陇南;产生过滤效应的城市为金昌、白银、庆阳、临夏。虹吸效应的城市主要位于河西地区,产生扩散效应的城市除了武威之外,主要集中在陇东南地区。而过滤效应的城市则在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地区均有分布。时空压缩效应在提升旅游目的地可达性水平、克服地理空间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游客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心理感知距离。打破了原有的旅游市场供需格局和旅游发展水平的竞合态势,进而导致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呈现新的时空差异,距离核心城市较近且不具备旅游核心吸引力的城市被高铁时空压缩效应所过滤,距离高铁较远可达性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其空间屏蔽效应被进一步放大。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时空压缩效应、旅游市场供需潜力、旅游发展综合水平之间的关联效应与作用关系呈现时空分异特征,互相的作用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随着时空压缩效应和可达性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研究对各省区文化旅游资源转化利用状况和空间错位特征进行了科学划分与空间识别,就文化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的时空特征、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剖析与梳理。该研究对于识别空间错位成因、厘清宏观、微观不同尺度空间错位内在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有着理论参考和研究借鉴意义。研究明晰了时空压缩背景下区位交通与可达性水平的提高是如何影响地区旅游发展的,通过揭示高铁时空压缩背景下地区旅游发展空间效应与时空演变特征,剖析高铁时空压缩对旅游目的地市场供需潜力的影响。进一步厘清了时空压缩-空间错位-市场供需-旅游发展的关联效应与影响机理。时空压缩背景下,文章对旅游空间错位治理与旅游资源高质量转化利用等研究内容进行了补充,以期为破解中西部地区旅游空间错位和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