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后,中国明确了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随着中国金融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配置证券资产获得众多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中国证券市场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境外投资者参与的积极性和便利度显著提高。一方面,引进国际投资者有利于注入新鲜血液和增量资金,国际投资者注重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在稳定市场层面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引进国际投资者是中国构建市场化、开放型金融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从市场规模看,中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全球排名均位列第二,市场容量较大,然而,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外资占比与其他主要国家的证券市场相比仍然较低,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证券市场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与此同时,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该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大规模的国际证券资本流动逆转,这给金融体系本来就相对脆弱的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指引下,金融开放进程明显加快,相继实施了沪港通、基金互认、深港通、债券通等多项政策,逐渐放宽并最终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国际证券资本进出中国的渠道不断拓宽。在全球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等情况下,大规模跨境证券投资的发生会进一步加剧中国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特别是,大规模套利资本的集中流入和流出会严重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加剧经济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如何在吸引国际证券投资、提高资本市场国际化水平的同时降低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以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为核心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了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在防范国际证券资本极端流动的宏观经济风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首先,本文聚焦于金融发展因素,考察了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发展不同维度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金融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以及不同类型国际证券资本中的异质性,同时也进一步研究了金融发展在不同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下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加,但未显著降低其波动风险;从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深度、可及性和效率三个方面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深度和效率的提升会加剧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波动,金融市场可及性的提升则降低了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从不同类型经济体看,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发展促进了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加,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降低了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从不同类型国际证券资本看,金融发展有利于吸引国际债券投资,但同时却增加了国际股权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当资本账户开放处于较高水平时,金融发展在吸引国际证券投资方面的作用较强,在稳定国际证券投资方面的作用较弱。其次,本文继续以制度质量为切入点,研究了制度质量是否在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同时也降低了其波动风险,并进一步探讨了制度质量对不同类型经济体、不同类型国际证券资本流动影响的异质性以及主权信用评级在制度质量与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之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不仅有利于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其波动风险;从不同类型经济体看,发达经济体的制度质量在使得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增加的同时也降低了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而新兴经济体的制度质量在吸引和稳定国际证券资本流动方面的作用都相对较弱;从不同类型国际证券资本看,制度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吸引国际债券投资,同时也降低了国际债券投资的波动风险,制度质量对国际股权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均未产生显著的作用;从影响渠道看,制度质量通过主权信用评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本文重点分析了国际证券资本极端流动的经济效应,并继续考察了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在防范国际证券资本极端流动经济风险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从不同类型经济体看,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未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却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从不同类型国际证券资本看,国际股权资本和国际债券资本流动的突然中断均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降低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制度质量也有利于吸收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研究上,已有文献主要围绕资本流动的规模展开,对波动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研究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是否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同时也研究了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是否降低了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二,本文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数综合考察了金融发展的多个方面,并同时研究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和可及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的影响,克服了已有文献仅仅考虑金融发展规模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影响的不足,为探讨金融发展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新视角。此外,本文同时在规模和波动视角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和不同类型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厘清金融发展和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关系,丰富了已有研究。第三,本文深刻剖析了制度质量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的影响渠道,并进一步研究了制度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经济体和不同类型国际证券中的异质性,弥补了已有研究缺乏机制探讨的不足。第四,本文从国际证券资本这一更加不稳定的资本类型着手,研究了其在极端流动状态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如何防范国际证券资本极端流动的经济风险,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从总资本视角研究极端流动经济风险的不足,拓展了已有文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