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与求为两宋之交历史名臣,身居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等要职,在南宋初期政坛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沈与求亦以翰墨知名,所作内外制诰皆代言得体,尤善为诗而不苟作,著有《龟溪集》十二卷,诗、词、制、诏、表、启、赋、记等诸体兼备,然惜关注者寥寥,文名不显于后世。对沈与求及其《龟溪集》的关注研究,旨在以《龟溪集》文本为出发点,以南渡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史走向为支撑,还原沈与求的人生轨迹,深入其精神世界,体察分析其诗歌、文章的艺术特色。第一章对沈与求的家世生平和《龟溪集》之版本流衍情况进行梳理考证。沈与求为湖州德清县人,出身吴兴望族沈氏,深厚的家族底蕴和崇尚儒学的家风为他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奠定了文化基础。但他早年沉沦下僚,建炎间追随高宗南下漂泊,此后几经浮沉起落,其仕途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仕隐相间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交游广泛,既与官场同僚共事,又与江湖隐士为伴,是南渡时期湖州文人群体的重要成员。所著《龟溪集》以地名为集名,在南宋淳熙初即已编定成书,最迟绍熙二年刊刻问世。目前可见最早版本为明万历十六年金陵沈子木刻本,另有《四库全书》本及其它钞本传世,但皆出自宋刻本。第二章关注《龟溪集》中的诗歌内容,体察各类主题诗作中所蕴含的不同情感和心态,深入沈与求的精神世界。沈与求亲身经历了靖康之乱的家国巨变,在诗作中对山河破碎、生民离散的残酷现实有着真实的记录和描写,表现出意图恢复的强烈愿望。同时,他生长于江南风景佳胜之地,诗作中对山川风物多有描摹,更继承了北宋文人的酬唱之风和崇雅的生活意趣。沈与求有着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和忧国惜民的社会责任感,但羁旅奔波和宦海沉浮又时常让他感到疲惫和厌倦,难免有归隐山林田园之念。在仕、隐两种人生选择间的矛盾摇摆,使得他在以儒学立身的基础上,又兼涉佛道来求得内心的平静和慰藉。第三章分析沈与求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并归纳其诗艺渊源所在。沈与求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多样的诗歌风格,但大体上仍与南渡诗风的演变过程相一致。清雅闲远源自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的尚清审美祈向。悲慨沉郁是弥漫着伤感气息的南渡诗坛的主流诗风,也是沈与求对杜诗有所追慕和回应的体现。平淡古朴则是受到了陶渊明和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平淡诗美观的影响,而在复归晚唐的风气下,其诗歌亦有妙丽绰约的一面。沈与求虽没有提出明确的诗学理念,但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在音律用韵、谋篇布局和炼字炼句上都着力颇深。他吸取了江西诗派注重炼字用典的创作方法,但又避免了江西后学生硬险涩的弊病,从而转化为自身的诗歌艺术特质。第四章考察了《龟溪集》中的各类文章作品,尤以四六骈文为重点。沈与求曾兼权翰林学士,一时制诰多出其手,而四六在宋代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龟溪集》中所载文章绝大部分皆为四六骈文。沈与求的骈文创作达到了代言得体的要求,既能遵守不同四六文体的形式要求,又能准确表达写作意图。其四六骈文语言典雅,对仗工整,但少数作品行文中也夹杂散体,体现出王安石、苏轼两派四六在南宋逐渐融合的趋势。一些散体奏议之文虽不以文采见长,但更为直接地体现了沈与求的为政主张,从中亦能窥见其在南宋初期党争风云中的政治立场。沈与求并非南宋文坛的一流大家,在艺术特色上较为模糊,缺乏鲜明的个人标识,但诗文中亦不乏佳作上品,其文学成就和《龟溪集》的文学价值都有重新认识评价的必要。同时对沈与求及其《龟溪集》的研究,也对全面体察南渡时期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有着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