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又称古文经学、朴学或考据学、乾嘉之学,它主要以训诂考证的治经方法,致力于儒家经典字句义理的训解诠释,又专以汉儒经学为宗,推崇东汉古文经学。清初以来,学界有感于晚明宋学的空疏学风,在清初诸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的倡导下,汉学应时而起,并逐渐占据了清代学术的主流地位。为挽救世道人心和维护自身统治,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清朝统治者都大力倡导礼学的复兴,在此背景下,作为经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学在清代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就汉学派礼学而言,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顾炎武提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经学及礼学”,掀开了礼学在清代复兴的序幕;凌廷堪大力倡导“以礼代理”说,提高了礼学的地位,促进了清中叶礼学的繁荣;陈澧、黄以周倡发了“理学即礼学”思想,将有清一代礼学研究推向了高潮。清中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康雍乾盛世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也促进了植根于其上的封建文化的昌盛。胡培翚承绩溪胡氏家学,在其师凌廷堪“以礼代理”说的影响下,发奋努力,笔耕不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著成《仪礼正义》这本古今《仪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使清中期汉学派礼学研究达到了顶点,同时也为晚清汉学派礼学的发展开启了门径。此后,丁晏、郑珍、俞樾承清中期礼学发展之余绪,固守汉学派治学家法,从不同方面研究礼学,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晚清汉学派礼学研究的勃兴。随着晚清社会危机的加深和学术的发展以及汉学派自身弊端的日益显现,陈澧亟思解救之途,他援宋入汉,强调学术研究中义理与考据并重,开始重新建构汉学派礼学研究的家法,为晚清汉学派找到了一条新的更生之路。把晚清汉学派礼学研究推向高潮的是孙诒让,孙氏秉承家学渊源,在《周礼》研究中异军突起,著成《周礼正义》这部集大成之作,为晚清汉学派《周礼》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另外,孙诒让还把礼学研究政治化,写成《周礼正要》,稽古论治,力图匡救晚清社会危机。步入晚清,随着西学传入,中国传统学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礼学研究也不例外。面对新的形势,出身于旧学阵营的章太炎、刘师培凭借他们坚实的国学根底和对西方近代科学的精深造诣,积极谋求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他们开始带领中国学术走向由经学入史学之路,礼学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实现了它在新时代的历史转型。由此,晚清汉学派的礼学研究也就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是近代学术研究的发展。晚清汉学派礼学既承袭了清初以来礼学发展的特色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探索冲动,在某些方面甚至突破了传统汉学的藩篱。究其原因,既与学术发展的自身欲求有关,又有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的催发,其根源则是晚清复杂多样的社会格局。陈澧援宋入汉以求重建礼学研究家法的尝试,孙诒让礼学研究透漏出的政治化色彩,以及章太炎、刘师培礼学向近代新型学术的转型,无不体现了此种特色。晚清汉学派礼学,受时代的影响,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实践甚至积极谋求参与政治活动。晚清以来,中国经历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的变动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学术的发展。晚清汉学派礼学开始在训诂考据之外更多地关注现实、强调社会践履,胡培翚利用自己的身份在乡间倡导古制,丁晏详细介绍投壶礼以期为人们所采纳作为改良社会风气的良药,陈澧强调礼学实践来挽救世道人心、拯救社会危机,孙诒让则写出《周礼正要》这部稽古论治之作呈递清政府希冀为清末新政采用,章太炎、刘师培则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中,这些都体现了晚清汉学派礼学面对新的历史环境而发生的深刻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汉学派礼学与宋学派、今文经学派的礼学,共同构成了晚清礼学的主体,三者礼学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它们也都有着表达各自政治诉求等共同点。我们在关注它们差异的同时,更应该考察它们的相同之处。因为,它们面对的清末社会现实和所要解决的国家危机是相同的。即以上述关注现实、参与政治而言,宋学派和今文经学派也不甘落后,高居庙堂的宋学派礼学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下,通过洋务运动等政治活动直接影响着晚清政局;清代中晚期崛起的今文经学派礼学以其固有的强烈政治性介入政治生活,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礼学主张无不伴随他们的政治实践,影响着晚清社会变动。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晚清三个学派会之间出现汉宋调和、今古融通现象。综观有清一代的礼学发展史,晚清汉学派礼学远绍清初诸大儒顾炎武等人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经学即礼学”思想,近继清中期凌廷堪与阮元的“以礼代理”学说之后,面对清末社会变局,探索自己的更生之路。礼学家们或者坚守汉学派家法、考订古礼,以期为社会所用;或者调和汉宋,援宋入汉重建汉学家法;或者将礼学研究政治化,直接为现实服务。这些努力的结果是,晚期汉学派礼学在实践自己的社会责任时,在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中,升华了自己,完成了自身由传统经学向近代新学术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