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人类发展面对的共同难题,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难题尤为突出,更需要共同面对与克服。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通过多年来政府扶贫政策的不断努力,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减贫效果已经十分显著。但是直到2015年,按照绝对贫困线2300元的标准,全国尚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规模。由此可见,我国贫困人口的规模还是不容轻视的,我国农村的脱贫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标准低于国际标准太多,若按国际标准衡量我国贫困,贫困人口或将超过一亿;其次,近些年来,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此由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在逐步减弱;最后,我国多数贫困地区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区域内整体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等靠要”的思想严重,主动脱贫的意识不足。以上情况都需要我们对贫困问题持续关注,重新看待。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人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力资本低下,能力缺乏导致他们无法摆脱贫困。在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扶贫先扶智。教育是最根本的扶贫手段,通过教育扶贫可以提高贫困人口整体素质,有效的减少贫困的代际传播。而我国又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相对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更大,能够影响的贫困人口范围更广。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财政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贫困理论为研究基础,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财政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做了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从研究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出发,界定了贫困的内涵与财政基础教育支出的定义,并以人力资本理论与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阐释了财政基础教育支出的产品性质。接下来,分别从财政教育支出对收入分配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个角度阐释了财政基础教育支出影响农村贫困的内在机理。其次,一方面从我国贫困群体特征描述以及农村贫困群体构成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的现状。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规模依旧大,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描述了我国财政基础教育支出在农村地区的现状,并探究了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薄弱的制度根源。再次,为了验证财政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本文运用2005年—2014年的全国十一个省的数据做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加大财政基础教育支出投入力度对缩小农村贫困人口比例、拉近贫困人群距离贫困县的距离以及缩小收入差距都有积极且显著地影响。分地区来看,增加财政基础教育支出对东部地区农村的减贫效果最明显,西部次之,中部再次之。最后,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立以“中层集权”为核心的教育分担机制、优化三级教育支出结构、完善现有教育经费审计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