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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描述合肥地区育龄妇女产后3-7天和产后42天的抑郁患病情况及两个时段抑郁发生的变化情况,探讨产后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为开展产妇心理保健门诊提供基线资料。方法采用简单抽样的方法,根据合肥市全部12个县(市)区不同的经济状况分别选取3个乡镇卫生院(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根据乡镇或社区行政区划地理位置的不同,每个乡镇或社区再选取5个行政村或社居委。选取自2016年3月1日-6月30日,接受第1次产后访视(产后3-7天)和产后42天体检的符合入选标准的4027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产妇一般情况调查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和新生儿基本情况。使用Epi Data 3.0对资料进行双录入,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Fisher’s精确概率法。将产后3-7天和产后42天单因素分析中所有P<0.1的变量纳入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向前法进行多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合肥市产妇产后3-7天和42天抑郁检出率分别为22.3%和11.9%,产后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25.3%;产后3-7天和42天重度抑郁检出率分别为5.7%和3.6%,重度产后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7.5%;产后持续抑郁和持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8.9%和1.8%。单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产妇文化程度低、居住在城市地区、孕前超重/肥胖、早产、初孕、与家人关系不好、新生儿低出生体重、出生健康不佳,产妇产后3-7天发生抑郁明显增加。初产、产后两个时段与家人关系不佳、产后3-7天和产后42天产妇低体重、婴儿健康状况不佳,产妇产后42天时抑郁的检出率较高。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妇女产后3-7天的抑郁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农村妇女(P<0.001),早产与产后抑郁的发生呈正相关(OR=30.063,95%CI:16.103~56.125),发生产后抑郁的风险是足月产的30.063倍,孕次≥2次与产后抑郁的发生呈负相关(OR=0.787,95%CI:0.667~0.929),婴儿出生为巨大儿产后抑郁的检出率高(P<0.05);两个时段调查中,与家人的关系不好者产后抑郁的检出率更高(P<0.05)。早产者重度抑郁的检出率显著高于足月分娩者(P<0.001),产后3-7天与家人的关系不佳发生重度产后抑郁的几率较大,检出率为与家人关系较好的2.180倍;婴儿出生健康状况不好与重度抑郁呈正相关,其发生重度产后抑郁的风险是婴儿出生健康状况良好的16.482倍。产后42天调查中,与经产妇相比初产妇更容易发生产后抑郁(OR=0.771,95%CI:0.619~0.960),婴儿出生健康状况不佳与42天健康状况不佳与产后抑郁呈正相关,其发生产后抑郁的风险分别是婴儿健康状况良好的2.869和57.228倍(P<0.05)。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相比无职业者重度抑郁的检出率降低(P<0.05);初产妇比经产妇更容易发生重度产后抑郁(OR=0.557,95%CI:0.372~0.834);产后两个时段与家人的关系不好与重度产后抑郁呈正相关;婴儿当前健康状况不好与重度抑郁呈正相关,其发生重度产后抑郁的风险是婴儿当前健康状况良好的11.758倍。结论合肥地区产妇产后抑郁的总体检出率较高。产后不同时期抑郁的影响因素不同,社会人口学因素、孕产期因素、婴儿健康状况、家庭支持等多因素综合影响不同时段产后抑郁的发生,应在特定时期开展综合性、针对性的心理保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