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是一本以记录北魏京城洛阳伽蓝为主,兼涉北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历史以及轶事奇闻的散文著作。《洛阳伽蓝记》虽为北朝三大散文、代表作之一,然而人们对它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却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进入二十世纪后,《洛阳伽蓝记》的研究才得以改观。唐晏、张宗祥、周延年、周祖谟、范祥雍、杨勇、韩结根、周振甫等人先后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整理和校刊,他们的注本能够广采众长,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洛阳伽蓝记》的专题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者姓氏、作品版本、创作思想、文注分列、文学价值、史料价值、中外文化交流、中古语言学、寺庙建筑、园林艺术等问题纷纷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这些专题论文或从文学角度、或从史学角度、或从建筑学角度、或从语言学角度对《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考察。综观各家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虽然成果很丰硕,研究的视角也颇为丰富多彩,然而,作为一部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北朝名著,却仍然缺少专门的著作对本书所涉及的佛教义理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基于此,笔者希望从佛教义理的角度对《洛阳伽蓝记》进行解读,为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本论文写作的意义之所在。本论文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佛教,试图从佛教的角度对《洛阳伽蓝记》进行解读,全文共三章。第一章主要是就《洛阳伽蓝记》作者的姓氏、生平、版本的流传等问题进行简单的回顾与梳理。本文从第二章开始转入正文,用一整章的篇幅对《洛阳伽蓝记》涉及佛教义理的材料进行考察,从中提取它们所能体现出的佛教义理。笔者认为《洛阳伽蓝记》所体现出的佛教义理主要有四个：无明与执取、诸行无常、诸受皆苦、因果业报,其它的如布施、戒律、禅定、神通、往生等佛教思想在文中也有体现。笔者认为,作者笔下的芸芸众生最能体现佛教的无明与执取,从作者对他们的叙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对于富贵、权势、名利、情色的无明与执取；而诸行无常的佛教义理则贯穿于整部作品中,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奇闻轶事的追叙,亦或是对历史古迹的描写,都从中透出浓重的无常气息；在对北魏时期芸芸众生的叙写中,又分明地让我们感受到佛教人生皆苦的义理,佛教八苦中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诸苦都能从材料中得到分明的体现；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认为人的身口意三业会招致报应,人的今生或将来所得到的一切都源于往生或今生所作的业,顺现业和顺生业两种业报思想在书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第三章致力于《洛阳伽蓝记》佛教义理表达策略的研究,从材料的选择、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小说技法的创新三个角度展示论述。认为不同类型的材料所传达出的佛教义理有其相异之处,并不尽相同。如志史类材料主要体现出的是诸行无常的佛教义理,同时无明与执取、诸受皆苦、因果业报等佛教义理也融入其中；而建筑类材料主要体现了诸行无常的义理；志人志异类材料更多地体现出无明与执取、诸行无常、因果业报的义理。而这些佛教义理的传达与作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叙述类的材料所传达出的佛教义理复杂些,可以将诸如诸行无常、诸受皆苦、因果业报等佛教义理包括其中,而描写类、说明类的材料所包括的佛教义理相对单纯些,主要体现的是无常的佛教义理。值得一提的是,在志人志异类材料中,作者在对这些材料叙写的时候,既秉承了六朝小说实录的特点,又有所创新。其志人小说以实录为主,志怪小说更多地体现了虚实结合的特点,小说特质更为明显。可喜的是,无论是志人小说还是志异小说,都出现了一批结构完整、人物形象鲜明的优秀作品,有些作品的故事情节颇为曲折,足以与《世说新语》、《搜神记》类最优秀的小说相抗衡,作者在这些小说中,能运用多种小说技法,使得其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正是这些优秀的小说,在给我们带来愉悦享受的同时,也给我们传达出了一定的佛教义理。总之,笔者认为《洛阳伽蓝记》最能体现出的佛教义理有四个,即无明与执取、诸行无常、诸受皆苦、因果业报,而轮回、布施、戒律、禅定、神通、往生等佛教思想在文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尽管《洛阳伽蓝记》并非一本专门的佛学著作,在文中也没有直接将这些佛教义理说出来,可是我们在对它进行阅读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地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佛教义理。《洛阳伽蓝记》之所以能够较明显地传达出这些佛教义理,和作者对材料的选取、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小说技法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从佛教方面入手,也就是试图为我们对《洛阳伽蓝记》的解读提供一个比较个性化的理解,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这也就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和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