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是西方实践哲学历史上一个重要概念——实践智慧的发展历程。(“实践智慧”在希腊语中为Phronesis,在拉丁语为Prudentia,在德语为Klugheit,在英语为Prudence或Practical Wisdom。)实践智慧是实践理性的德性,是指能够在具体的实践事务中做出正确判断、做出良好行为、达到预期目标的那种理智品质。古希腊哲学家将这个概念从日常用语中抽绎出来,成为古代伦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德性。后来经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它成为与理论智慧和技艺相对的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并为古代哲学家反复阐发和使用。近代科学和理性主义的兴起导致人们的实践活动从属于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从而这种关于个别事态的不确定的智慧被贬低为粗糙的经验积累,而就此被愈来愈精巧的技术所取代。当代哲学不满于这种现代性思维对具体实践事务之特殊性的漠视,因此重新阐发古典传统的实践智慧概念,为人类纷繁复杂的实践生活提供一种更为合理的实践思维模式。本文试图以阐述历史发展脉络的方式呈现出这个概念在哲学史上的不同样态,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西方实践哲学的根本问题。　　 第一章说明实践智慧概念如何在古希腊文化和思想中出现,以及如何经过哲学家的阐发和使用而成为一个哲学概念。荷马史诗中的诗性智慧与赫拉克利特残篇中的逻各斯智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作为实践智慧概念的两个方面出现在早期的希腊思想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城邦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发扬了赫拉克利特的传统,着重阐发了实践智慧的规范性方面,也就是,一个好的实践活动所需要的理智方面的前提。但由于他们过于强调理智认识在实践活动中的指导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如何将这些认识实现于具体实践中那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对特殊事物的洞察,以及有效的行动。　　 第二章主要介绍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的基本概括。亚里士多德吸收了伊索克拉底对柏拉图式实践智慧的批评,着重阐发实践智慧能够认识个别性、将具体行动与规范性目的相结合的方面。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不但是第一个明确阐述实践智慧概念的哲学家,而且他的概念框架也成为这个概念历史的最为重要的模板。　　 第三章主要讨论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中几个重要的主题:实践智慧分别与理论智慧、技艺和伦理德性的关系。这几对关系之所以需要着重讨论,不仅因为亚里士多德自己讨论过这些方面,更因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实践智慧总是与这些概念发生种种错位的关系,以至于影响到人们对实践智慧的理解。除了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和技艺的区分之外,本文重在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因为正是这种关联性才导致实践智慧在后来的发展中屡屡被导向其他的概念。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智慧与其他理智形式能够保持微妙的平衡与距离,其关键之处在于它与伦理德性的内在关联。　　 第四章讨论斯多亚派、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实践智慧思想。希腊城邦时代结束之后,实践活动脱离了城邦政治,而服从于表达宇宙秩序的自然法,实践智慧也不再是通过筹划以及完成德性活动而达到幸福,而成为对未来遭遇的预见以及对天命的服从。从而洞察自身遭遇的实践智慧与理解自然法则的理论智慧合而为一。实践智慧从希腊语的Phronesis翻译到拉下语的Prudentia,就表现了这个意义的转变。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但将它置于自己的神学体系之下,从而使实践智慧的规范性方面从属于基督徒的神学德性。当基督教神学体系在文艺复兴时期面临崩溃的时候,人文主义者和马基雅维里突出了实践智慧世俗性和操作性的方面,但是,从此实践智慧便完全脱离了与伦理德性的内在关联,而沦为单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技艺。　　 第五章主要讨论近代理性主义以来实践智慧被科学和技术所取代的情况,以及亚里士多德式实践智慧在当代的复兴。理性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鲜明地将实践智慧贬低为日常经验的常识,从而使它不但在认识层面低于科学,也在实践有效性方面低于技术。康德不满于理性主义者将实践从属于理论这样的倾向,着重阐发道德实践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但他同时也将实践智慧归入技术领域。其原因在于康德和那些理性主义者一样,将对幸福的追求化约为激情和欲望的满足,从而实践智慧便从属于非道德的自然规律,以至于被驱逐出哲学的领域。在这种主流思潮之下,维柯和柏克试图维护古典的实践智慧概念,强调洞察特殊境况在实践中的必要性,以此对抗理性主义对实践智慧的贬低。但其后的哲学中始终不见实践智慧概念的踪影,即使是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之中。直到现代实践哲学复兴之后,实践智慧才重新被哲学界所接受,成为反抗现代性工具理性的一个有力的概念。　　 总之,实践智慧作为一种能够洞悉和理解实践事务并做出合理行动的理智品质,在西方实践哲学的历史上大致经历了“创生-建构—变异-否定-复兴”的发展变化历程。本文对这个历程的呈现一方面有助于理解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同时也可以间接地提示出它在当代实践生活中的意义与作用。